捐钱者不肯闭嘴--美高校捐资使用遭遇信任危机

　　若水／编译

　　捐钱也需遵守商业法则

　　自从4年前起诉南加州大学涉嫌采用欺诈手段，将自己捐助的用于衰老机理研究的160万美元用于其他用途以来， 保罗·F·格兰就一直和对方较上了劲。

　　格兰并未停止捐助，但他不把这叫作捐助，而喜欢说是和大学就改善人性达成协议，并以深受挫伤的商人才具有的那 种劲头对他们进行严密监督。

　　格兰今年终于了结了与南加州大学的这桩官司，他感叹道：“我原以为每个人都是真诚正直的，现在我懂了，这里必 然有交易的成分。这不是捐助，而是双方都该履行的合同。”

　　高校开始慎言接纳捐款

　　通常在筹措资金这件事情上主客双方总是一团和气，捐助人和受益人之间很少有冲突，而诉之公众的仇恨更是少而又 少。但是近年来一些发生在著名大学如耶鲁和普林斯顿的争端对高校筹资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为此普林斯顿总计达6亿美 元的捐资可能将打水漂。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捐助人变得越发警惕，而在各学院迫切需要资金的背景下，大学在接受捐资 助学的问题上却变得一反常态地谨慎。

　　“大学关注这些事件是有道理的。”大学筹资人代表、教育促进与支持委员会主席利平科特说，“尽管这类事件并不 多见，但没有哪家大学愿意陷入这样的处境。”

　　为此，越来越多的大学和捐助人宁愿事先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也不愿将来在捐资的花费上再起争端。许多捐助人像 格兰那样不再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额，而是分阶段逐额给付，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定期监督。大学也纷纷变得挑剔起来，希望借 此降低捐助人对自己地位和权利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奢望。

　　举例来说，在近期举行的高达26亿美元的筹资活动中，杜克大学希望明确一点，即无论捐助人多么慷慨，他们也无 权参与大学的策划经营，而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在耶鲁以及两年前发生在凯斯西储大学的捐助争端中的核心议题。

　　“对于前车之鉴，我们不会视若无睹。”杜克大学发言人博内斯说。

　　开支在上升，捐款在减少

　　高校们纷纷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新一代慈善家要求在捐资的使用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捐了钱， 也因为他们相信学校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才行。

　　譬如，在与南加州大学发生的冲突中，格兰指责学校不把钱发给他指定捐助的研究者，而是偷偷用于另一个他认为不 合条件的人身上。

　　“这种事太多了，大学要校友或捐助人做的不过是捐钱和闭嘴两件事而已。”美国受托人和校友委员会主席安娜·尼 尔说。该组织成立于1995年耶鲁答应归还一位亿万富翁校友的2000万美元捐资之后，“一般感觉这么做总是不对的， 实际上捐助人当然有权要求自己的意图得到对方遵循。”

　　与此同时，大学越来越难以打着一个泛泛的旗号而筹到善款。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捐资助学已经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 ，尽管学校都说这得归咎于经济衰退而非来自社会的敌意。

　　捐助的人在减少，但学校的开支却一直在上升。随着高等院校债务猛增，获得额外而可随心所欲支配的钱款不仅有助 于缓解经济压力，也俾于改善学校的偿付信誉。

　　“较之以往，我们更多处于十字路口而不知何去何从。”纽约银行执行董事拉菲托说，“在资金的使用上大学希望尽 可能地含糊其辞，但捐助人却希望他们的协议越清晰越好。”

　　索回捐款——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有些争端的主角甚至没能捱到官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查尔斯和罗伯特森夫妇40年前捐给普林斯顿大学3500万 用于培养未来的公务员，但这笔钱经过一系列追加投资之后，居然增长到了6亿，令绝大多数高校的资助总额都相形见绌。

　　罗伯特森夫妇后来去世了，但他们的子女要求索回那6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个月罗伯特森一家在针对普林斯顿的起诉 书上又增添了欺诈一项罪名，而不算赔偿金这已经是同类诉讼里案值最高的了，堪与这一天价案值相提并论的也许只有背后的 冲天怨气吧。

　　“他们背叛了我们的父母。”55岁的长子比尔·罗伯特森说，“真的，普林斯顿大学欺骗了这些为祖国作出杰出贡 献的人们，这几乎就是善与恶的斗争。”

　　令罗伯特森家人悲哀的不止是普林斯顿没能培养多少学生去联邦政府任职，而是连这样做的起码兴趣都没有。

　　他们还说普林斯顿没有将钱用于当初指定的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而是将大部分钱用到其他不相干的项目里去了。而 这些做法没有一项获得应负监督之职的基金会的认可。“在如何处理基金的问题上，他们不是遮遮掩掩就是努力撒谎。”罗伯 特森一家的代理律师弗兰克·恰洛内说。

　　如果打赢官司，罗伯特森一家说不会直接收回这笔钱，而将通过基金会分给那些在培养学生在联邦政府任职方面做得 更好的学校，可能会是乔治城大学或哈佛大学。

　　而普林斯顿否认了这些指控，说自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公务人员。校方代理律师埃克雷辩解说，罗伯特森一家并 未认识到，过去40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联邦政府自尼克森时代起就连年减少员工雇佣，与此同时一些满足社会 需求的非营利机构开始展现峥嵘，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对公共服务的理解要比简单的外事服务宽泛得多。

　　“我觉得这件事要盖棺论定并非易事。”埃克雷律师说。纽约大学慈善事业与法律学教授戴尔认为这件案子对所有收 取慈善捐助的机构都具有示范效应：“一旦有了先例，那么以后捐助人的任何子女或后代都能质疑慈善机构对钱款的使用，这 样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但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人支持高校顺应时代变革，只需遵守对捐助人负责的 精神而非形式就行，但人们也觉得太过灵活自由最终可能也会歪曲捐助人的原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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