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经济杀手帕金斯的忏悔(2)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你也在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你因此受到伤害了吗？

　　帕金斯：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多伤害。一些愤怒的来信，就这些。

　　时代人物周报：你承认在上世纪90年代收到了50万美元贿赂，于是停笔。那个时候，

金钱比良心更重要吗？

　　帕金斯：我用大部分钱来支持我的慈善活动，帮助那些被讹诈过的国家的人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让我的良心获得了一些安宁。

　　时代人物周报：一家出版社曾经建议你不要披露真实的故事，而是把它写成虚构的小说。你的书遭到出版社的几次拒绝？为什么会被拒绝？

　　帕金斯：这本书曾被19家美国最大的出版社拒绝，你要问问他们为什么。许多出版社的答复是热情洋溢的来信——有几家还称它“引人入胜”——但是他们都为不出版这本书找到了借口。

　　(在该书的序言里，帕金斯感谢了勇敢的、不属于任何跨国公司的出版商，Berrett-Koehler 出版公司。)

　　一个崇拜自然的萨满教徒

　　帕金斯是一名萨满教徒。早先写过一些书，并被翻译成14种语言。它们包括：《转变：萨满教改变世界和个人的方法》、《世界如你所愿：来自亚马逊河和安第斯山的萨满教教义》、《灵魂导航：穿越时间旅行的方法》、《远离压力的习惯：安第斯山、尤卡坦半岛和远东地区的健康长寿妙方》、《舒尔精神：智慧——来自未被征服的、最后的亚马逊河人》。

　　时代人物周报：你如何从一个“经济杀手”转变成一个萨满教徒？

　　帕金斯：1968年到1971年，当我在厄瓜多尔作为美国和平队(美国联邦政府组织，建立于1961年，训练志愿者、并将其派往发展中国家帮助那里提高技术、农业和教育水平)志愿者的时候，我对萨满教产生了兴趣。在充当“经济杀手”的岁月里，在每一个我工作过的国家中，我都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了解它，虽然我从来不曾对一起工作的人透露这件事。1990年我重返亚马逊河，和萨满教徒一起工作，致力于拯救热带雨林、改变美国人的态度。在那之后，我创立了公益组织——梦想改变。

　　时代人物周报：你曾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说，在美国文化中最烈性的毒药是：性、权力和金钱。是萨满教将你从这些毒药的控制中拯救出来的吗？

　　帕金斯：萨满教帮助我转变。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像萨满教这样的信仰在美国毕竟是少数，对于这些毒药对社会的影响，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为什么？

　　帕金斯：根据许多土著文化的预言，我们进入了一个可能产生更高层次道德感的时期。想看到改变、想投身改变的人们不一定要信仰萨满教。今天，5%的人口(美国人)消耗着世界上25%的资源，这是无法持续的。中国不能步这个后尘，印度也不能，世界其他地方都不能。甚至连美国也无法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此外，如果你看看我们的社会统计数据——犯罪、吸毒、自杀、离婚——你知道我们对自己所创造的社会感到忧虑。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很乐观，像你这样的记者和我这样的作者发出呐喊，我们国家和你们国家的人们将变得更加清醒，当足够多的人们将自己投入到要求并创造改变中去，改变就会发生。 -特约记者 林芬

　　我们和十字军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

　　背景：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叙利亚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援下，向以色列发起了收复失地的战争。为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并将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在禁运刚刚解除之后，华盛顿就开始和沙特阿拉伯展开谈判，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军事装备和培训、以及一个将沙特带入20世纪的机会；交换条件是石油美元，最重要的是保证不会再发生另一次石油禁运。谈判导致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的成立：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JECOR)，它体现了一种创新的理念，和传统的国际援助项目完全相反。它用沙特的资金聘请美国公司来建设沙特阿拉伯。

　　虽然综合管理和财政责任委托给美国财政部，但这个委员会非常独立。它将在25年以上的时间里花费数十亿美元，而完全不受国会的监督。因为没有涉及任何美国资金，国会无权干涉这件事，尽管它和财政部有关。在对JECOR进行广泛的研究之后，戴维·霍顿和理查德·约翰斯总结道：“这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缔结的同类协议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它创造了一种可能，让美国的触角深入这个王国，强化了相互依赖的观念。”

　　起初，财政部请MAIN(作者工作的顾问公司)作顾问。我被召集来，并被告知，我的工作非常紧急，我所做的、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高度机密的。从我的观点看，这像一个秘密行动。

　　由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并没有秘密参与财政部同其他顾问的讨论，因此，我无法确定自己在这个开创先例的事件中到底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我所知道的是，这个决定为“经济杀手”设立了新的标准，它开创了一个可以替代传统方法的创新方式来推进帝国利益。从我的研究演化出来的大部分想法，最终得到了应用，MAIN的奖励是获得了在沙特阿拉伯签订的早期一个有利可图的合同。那年我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我的工作是：预测如果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沙特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并且制定资金的使用方案。简单说，我被要求，运用我所能发挥的最大创造力，证明向沙特的经济系统注入数亿美元资金的正当性，前提是美国的工程建设公司将参与其中。我被告知，要独立完成此事，不能依靠我的下属，我被隔离在公寓楼上的一个小会议室里。我被警告说，我的工作既关乎国家安全，又涉及MAIN的利益。

　　我当然明白，这个主要目标不同寻常——让这个国家背上它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但更重要的是为大量石油美元开辟回流到美国的途径。在这个将沙特阿拉伯诱入其中的过程里，它的经济将会越来越和我们的经济唇齿相依，预计它将更加西方化，因此对我们的经济系统更加敏感、并与其融合得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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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在沙特、在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正当性。实际上，这个工作涉及范围之广——在以前从未见过的范围上，完全地、短时间内改变整个国家——意味着即使存在历史数据，也和此事毫不相关。

　　没有人期待这种数量上的分析。我只是靠想象力工作，并撰写关于这个王国光辉前景的报告。我运用经验数据来估算，例如生产一兆瓦电量的大概成本，一英里公路的成本，或者充足的供水、下水道系统、住房、食物以及每个劳动者的服务成本。我并没有被要求把这些估计精确化，或者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我的工作只是描绘出一系列可能的计划(更准确一些，也许是“愿景”)，并得出粗略的与之相关的成本估算。

　　我的脑子里总是装着真正的目的：将付给美国公司的报酬最大化，让沙特越来越依赖美国。不久后，二者就密切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新建设的项目都需要持续的更新和服务，他们的高科技含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建造他们的公司不得不继续维持、升级它的现代化程度。实际上，我为每个设想的项目配备了两套方案，一个是我们期望的设计、建设合同，一个是长期的服务和管理协议。MAIN，Bechtel，Brown & Root， Halliburton，Stone & Webster和许多其他美国工程承包商将可以从中渔利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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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逐渐展开的计划中，华盛顿希望沙特保证继续供应石油，以及将价格浮动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其他国家，像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或委内瑞拉以禁运相威胁，那么沙特大量的石油供应将填补缺口。而仅仅是沙特可能这样做的消息，在长远来说，就可以打消其他国家禁运的念头。作为对这个保证的交换，华盛顿将提供给沙特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交易：承诺提供完全的、明确的美国政治——如果需要——军事支持。

　　这是一个沙特很难拒绝的交易。因此，自然地，华盛顿利用它的优势施加了另外一个苛刻的条件，这个条件重新定位了“经济杀手”的角色，并作为一个我们后来试图在其他国家应用的榜样，最著名的例子是在伊拉克。回想起来，我有时很难理解为什么沙特接受了这个条件。当然，当大多数阿拉伯世界国家、OPEC成员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发现这个交易的条件以及沙特向华盛顿做出的让步时，他们感到无比惊骇。

　　条件是沙特将用它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库券，利息将被美国财政部用于把沙特从一个中世纪社会建设成现代的、工业化的社会。换一种说法，来自这个王国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的利息，将用来雇佣美国公司完成我(大概还有一些我的竞争者)提出的“愿景”。我们自己的财政部花沙特的钱雇佣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甚至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城市。

　　虽然考虑到这些工程的综合性质，沙特保留有投入资金的权利，但实际上是外国人组成的精英团队决定阿拉伯半岛的未来面貌和经济结构。这一切将发生在一个建立在保守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法则上、并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根据其原则运行的王国里。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信仰的跳跃，但由于勿庸置疑地要忍受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沙特几乎没有选择。

　　从我们的角度看，巨额利润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个交易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先例。更美妙的是，没有人需要取得国会的同意——这是公司讨厌做的事，尤其是像Bechtel和 MAIN这样的私人公司，他们更愿意不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秘密。托马斯·李普曼，一个中东研究院的学者、曾经的记者，总结了这场交易的特点：富有的沙特将把数亿美元的资金输送到美国财政部，它掌控资金直到这些钱用来付给卖主或雇员。这个系统保证沙特的钱将循环注入美国的经济体系……它也保证了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们可以从事任何他们和沙特认为有益的工程，而无须向国会证明它的合法性。

　　确定这些历史性工程的参数，花的时间比任何人可以想象的都短。之后，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应用它的方法。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某个政府高层人士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我没有把握，但我相信这个使者是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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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我被指派同其中一个主要官员接触。我总是把他想象为W王子，虽然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个实际上获得加冕的王子。我的工作是说服他，“沙特洗钱事件”对他的国家以及他个人都有益。

　　起初，这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W王子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教徒，并坚持说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国家步西方商业主义的后尘。他也说到他知道我们的建议的险恶本质。他说，我们和一千年以前的十字军战士抱有同样的目的：基督教化阿拉伯世界。实际上，他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和十字军战士的区别不是在本质上。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徒主张，他们的目标是将穆斯林从炼狱中拯救出来，我们主张要帮助沙特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我相信十字军战士像公司帝国一样，主要是寻求开拓他们的帝国。

　　宗教信仰被抛到一边，W王子有一个弱点——喜欢金发碧眼的美女。提到这个似乎很荒唐，我要说的是W王子是我所认识的沙特人中惟一一个有这样倾向的，至少是惟一一个愿意让我看到这点的人。然而，这点在达成这个历史性交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也揭示了我能在什么程度上完成任务。 -林芬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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