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韩国：一个国家崛起的秘密(组图)(6)

“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这是全仁权自己创作的一首歌的歌词 图/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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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专辑《野菊花》 的封面

音乐专辑《命运》的封面

　　全仁权 韩国“崔健”

　　年轻的年长的都还在听我唱歌。但我很奇怪，他们虽然喜欢我，却不理解我的想法，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唱歌

　　儿子喜欢我的歌，他父亲也可能喜欢听，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像我一样。这是韩国

社会最大的问题

　　韩国人非常聪明，他们会想到很多事情应该做，可是他们太聪明，太会算计，反而不去付诸行动

　　本刊记者 万静波 发自韩国

　　雄踞乐坛20年

　　压抑而沉静的夜色里，烟火璀璨的聚光灯深处，一把苍凉、嘶哑、高亢而悲怆、充满野性的声音，突然如岩浆般爆发出来，整个场馆也随之陷入梦魇状态：全场一会儿寂静无声，仿佛被他的嗓音迷惑了；一会儿是无数点燃的蜡烛和灯光，无数双舞动的胳膊，无数有节律地追随和唱和的声音，一种奇异的齐整的美，和万人同心的沉着和坚毅，同时呈现出来。

　　2000年初夏，作家余华应邀访问韩国，在著名的延世大学体育场，看到了这样一场露天演唱会。

　　在他的歌声面前，必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张开身体的全部毛孔，浸润，然后被震撼，被击中；或者是受不了其生命力的强悍压迫，战栗着，捂着耳朵逃开。

　　他的歌声里，能听到韩国的历史和现实。

　　这把有金属般质感的声音，出自全仁权的喉咙。全仁权，雄踞韩国摇滚乐坛二十多年的传奇人物。他自己也不无骄傲地说，自己的歌声，自己声嘶力竭的呐喊，是“像农夫一样拼命地劳动”。

　　1952年出生于汉城的全仁权，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从小的梦想是成为画家。因为不喜欢学校的死板的教育制度，高中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在家。他跟二哥学会了弹吉他。19岁那年，全仁权第一次听到Beatles的《IMAGINE》，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决定要当一个约翰·列侬那样的歌手。

　　1972年，全仁权开始到酒吧演唱。父亲去世后，他倾尽所有家产放手一搏，走遍韩国的酒吧、饭店和夜总会进行演出。迄今为止，他已做了大小近三千场表演，这一纪录，在韩国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1980年代早期，由他任主唱的“野菊花”乐队成立。1985年9月，他推出了著名的《野菊花——第一张专辑》，在当时的韩国唱片市场上创下不可思议的销量——80万张。1986年，《野菊花——第二张专辑》发表，同样引起了轰动。在20世纪末评选的“韩国流行音乐一百大金曲”的活动中，全仁权被评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003年，时隔14年后，全仁权带着他的第3张专辑——《Destiny》(《命运》)重新现身歌坛。他这样回答别人的疑问：“做不出像《进行》、《爱后》(均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样的名曲，出专辑有什么意义呢？”

　　10多年里，这位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艺术家始终处于非议和质疑中。他的婚恋，他的多次吸毒记录，都曾被社会广为关注。而他的对抗方式是：避开媒体、戴墨镜、隐居。

　　今年2月，全仁权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的朋友、曾在电影《太极旗飘扬》中有出色表演的女影星李恩珠自杀身亡，全仁权与她的关系受到猜测。但在葬礼上，全仁权仍然公开露面，还演唱了李恩珠生前最爱听的歌——《不要担心》，据说是全仁权特意写给她的。

　　这是我今晚第3场演出，声音不好

　　全仁权显然颇为重视这次访问，他把见面安排在uncle tom——一个远离汉城市区数十公里的演唱俱乐部里，就是为了让中国记者先看一场他的演出。

　　他的韩国朋友正筹划在北京开一场由全仁权和崔健共同出演的演唱会，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是要看看能否用音乐打动我们这些不懂朝鲜语的中国来客，当夜的演出，将是未来北京演出的试金石。

　　“你看完后再做评价。”在暗淡得几乎看不清面部表情的二楼，全仁权仍然戴着墨镜。

　　这是个极有明星气质的人物，当小个子的他一头膨发一副墨镜一袭黑色便装西服大踏步走进来时，仿佛有一个声音无声地提醒说：“嘘！别说笑，看谁来了！”

　　临开场前的10分钟，全仁权腰杆挺直地坐在黑皮沙发里酝酿情绪，年轻的女助理紧张地帮他整理头发，以让他本来就如静电着火般伸展开来的卷发更具爆炸性，他则自顾自地用食指急促地敲击着桌子，嘴里发出鼓点般密集的节奏声。

　　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喑哑干涩，“这是我今晚第3场演出，声音不好。”不时抓起一瓶冰冻矿泉水，往喉咙里猛灌一口。

　　12点，全仁权带领乐队登台，灯光起，背景幕布上打出一行字幕：全仁权和他的不打仗的人们。掌声。

　　一小时时间，全仁权唱了近十首歌，摇滚，民谣，节奏舒缓的情歌，英文的，韩国歌——台下的观众无一例外地被他感染了，跟着他唱，挥动手臂。

　　演出结束后，拍照，合影，驱车前往市区宵夜。他坐在司机旁边，一边声调正常地和朋友说话，手不时伸向窗外，张开，好像身上的热量还没有消散，只有4月夜晚的寒风，才能帮他冷却下来。

　　“这里的螃蟹很好吃。”带领一伙人脱鞋、盘腿坐下后，他解释他为何经常光顾这家韩式小饭馆的原因。

　　全仁权颇有幽默感。“Can you speak 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他突然问身边的本刊女记者。“会啊。”我的女同事回答。他的答复是：“I can not speak English .”(我不会)

　　舞台上的他也有这种能力，往往一个手势，一句玩笑，就把观众逗乐了。

　　正式采访开始前，他已要了瓶北京二锅头式的白酒，自斟自饮，时不时抿上一口。女助手则在一旁照顾着，拨弄一下他的头发，或给他的满嘴胡须喷些液体。

　　“我喜欢你们的报纸、杂志，我喜欢进步的、能记录历史进程的东西。”听完本刊记者的介绍后，全仁权沉静下来，如此表达。

　　开始我是体制内的，后来才发狂

　　全仁权：我喜欢你们报纸和杂志，你们是在为自由工作。我喜欢自由，可是我没有享受过。我想吸大麻，可是他们(指民众)不喜欢，批评我。只是因为金敏基——我喜欢的导演，他劝我不要吸，我这才不吸了。在韩国不能如愿的事情太多了。

　　人物周刊：我在您的歌声中听到了愤怒，您对韩国的现状不满意吗？

　　全仁权：我愤怒了30年，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自由，愤怒也就成了习惯。到现在，愤怒，对社会的批评，已经流到了我的灵魂和血液中。我为什么成为我呢？因为我爱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太沉重了？我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人物周刊：中国歌手崔健也是从《一无所有》开始，表达他的愤怒，很抱歉我们不了解年轻时代的您，您一直是这样的吗？

　　全仁权：我的情况和崔健完全相反，开始我是体制内的，没有多少愤怒，后来慢慢变得愤怒了。开始我不是这样的，后来才发狂的，很多人都很惊讶。但我觉得，可以让人惊讶，这说明是件好事。如果你变成小偷，我想是不会有人表示惊讶的。

　　人物周刊：在我们看来，韩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韩国国民也能享受到很大的自由，那么您的愤怒和呐喊，根源是什么？

　　全仁权：我年轻时非常羡慕那些大学生，他们批评政府，追求自由，而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从来没有投身社会运动的机会。当时我20多岁，我们的力量太小，对社会产生不了大的影响。等到自己有了能力，就想做出好的音乐。

　　我们在音乐上有个概念——狂欢。 狂欢——非常高兴，非常开心，韩国人是很喜欢这种兴奋癫狂状态的。我们乐队的名字叫野菊花，非常正确，1980年代的“野菊花”，像光州事件一样，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历史事件，整个社会都轰动了。因为我们知道韩国人到底喜欢什么，知道哪一种选择可以给韩国人带来真正的希望，知道如何让民众获得希望，但是韩国的领导层却不想这样。政府的做法是无法改变的，这是我们的无力，所以才有呐喊。

　　韩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反而不去付诸行动

　　人物周刊：这30年来，你有变化吗？

　　全仁权：我们后退了，尽管当时我们是先进的。

　　人物周刊：后退？

　　全仁权；是的。所有的人，包括我妈妈，都在问我，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歌手？一些亲友和朋友也骂我们。尽管我们没有变，但我们毕竟也是普通人，有时也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30年来韩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全仁权：完全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改变。朴正熙总统他们总是教我们怎么赚钱，却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花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韩国的文化仍很薄弱，所以像我这样52岁的人还要每天晚上辗转3个地方唱歌，我们乐队才有饭吃。

　　人物周刊：你在开玩笑吗？

　　全仁权：我们乐队是13个人，我要照顾他们。他们也不完全了解我，因为年轻人和我的生活经历相差太多。(在翻译的间隙，他插话说：你们采访的态度非常认真，这和我很接近。)我想做个小孩子，自由自在，可我被迫得做个“老大”。

　　人物周刊：可是我听说您还可以接拍广告？

　　全仁权：我赚钱是比较多。但我希望的是：不要去谈论钱的问题，请我来唱歌就是了。

　　人物周刊：中国有个著名歌手叫罗大佑，对中国现在三四十岁的那代人很有影响力，但现在他的听众中年轻人少了，您的情况呢？

　　全仁权：年轻的年长的都还在听我唱歌。但我很奇怪，他们虽然喜欢我，却不理解我的想法，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唱歌。儿子喜欢我的歌，他父亲也可能喜欢听，但是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像我一样。这是韩国社会最大的问题。韩国人非常聪明，他们会想到很多事情应该做，可是他们太聪明了，太会算计，反而不去付诸行动。

　　人物周刊：您理解的韩国人是什么样子，或者说韩国人的国民性？

　　全仁权：韩国人很聪明，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不知道如何执行。

　　人物周刊：现实如此残酷，那您会怎么办呢？

　　全仁权：我是非常乐观的人，非常了解自己的个性，我希望能让我身边的人过得更加幸福，这是我的一个长处。(但)我也是一个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的人。

　　李恩珠，我和她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人物周刊：您有过自我怀疑，自我动摇吗？您吸大麻是否与此有关？

　　全仁权：我向往幸福，我会量力而行，不能做的事情而勉强去做，只能好事变坏事，没有任何益处，甚至要坐牢。你能明白我的困惑吗？(全仁权因吸毒而几次被抓——编者注) 你知道吗，有部美国电影，就在讲一个人为了自由而出走的故事。

　　我希望喜欢我的人得到幸福，但是他们看我们的方式，是把我们看作吸大麻的中毒者。比如说我女儿要出嫁了，她被人歧视，说是“那个吸毒者的女儿”。这样就让我继续对社会愤怒，让我继续唱歌。奇怪啊！正因为我唱歌时的愤怒和不满，他们反而更喜欢我的歌。

　　人物周刊：您唱了这么多年，是什么让您一直唱下来的？

　　全仁权：我非常爱我的年轻，这让我52岁还站在舞台上。我现在住在山上，我非常爱山，我觉得山很安静，培养我的灵魂。

　　人物周刊：您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人？

　　全仁权：如果没有接触音乐的话，我会做画家。小时候我是非常寂寞孤单的人，山是我的朋友。

　　人物周刊：一般艺术家的个人生活会不太顺利，您呢？

　　全仁权：我的家庭非常幸福，特别是我的孩子都非常健康，我觉得，只有家庭平安幸福，才会有自己的自由。

　　人物周刊：您在家里也会表现舞台上的那种愤怒吗？

　　全仁权：(笑)偶尔。但我的孩子不管我这些，我和他们争论问题时，如果我是那个样子，他们就会不理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爱他们的。

　　人物周刊：您为什么一直戴着墨镜呢，就像香港的电影导演王家卫？

　　全仁权：墨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我回家是先下墨镜，现在是先脱衣服。

　　人物周刊：您的歌声中总是充满生命力，对生命的爱，有死亡吗？您怎么看待死亡？

　　全仁权：没办法了解死亡，也不需要。尽管我有时候也会悲哀，伤感，但生命是应该享受幸福的，所以我不让我的人生承受对死亡的恐惧。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的朋友李恩珠自杀了，听说您特意为她写了首歌？

　　全仁权：我和她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她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满意的人，她特别善良，而且非常照顾和体贴别人。她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因为她父母离婚之后，她母亲爱买东西，她经济上的压力特别大。出事后，她母亲不想见我，当然现在也恢复正常了。你知道吗，我跟她见面时，从来没戴墨镜，不想遮住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不是很漂亮吗？ (在周围人的善意起哄下，他把墨镜推到额头上，让大家看他的眼睛，他也顽皮地把头转来转去，显示给大家看)

　　直到后来才找到韩国人的心声

　　人物周刊：您能向没听过您歌声的中国观众简单介绍一下您的音乐风格吗？

　　全仁权：我认为音乐是有生命的，我到山上寻找声音，我对它们有很深的感情。那里所有的虫子我都喜欢。我13岁时有次离开家，爬到山上住了一夜，开始觉得非常无聊，简直受不了，可是过了30分钟，又觉得美妙得受不了，特别好。

　　音乐的风格方面，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你们看我的表演就知道了。我觉得：在表演当中，能够把真正的自我表达出来就是很好的，一进入气氛，所有的人都会喜欢。我去过外国观光地演唱，外国人都喜欢，他们说这是韩国的原始的音乐，是真正人性的。

　　人物周刊：我很好奇，在一个音乐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您却时隔10多年才出新专辑，是什么原因？

　　全仁权：那段时间很彷徨，直到后来才找到真正属于韩国人的心声，最TOP的。

　　人物周刊：作为中国人，我们会把您比作中国崔健，您听过他的歌吗？

　　全仁权：听过。我能听懂他宣泄的情感，他歌里有一些东西。他的魅力在于：他能把他内心的感受，通过摇滚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我也一样，我了解这个过程，这很了不起。

　　人物周刊：您会唱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吗？

　　全仁权：我希望做个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帮助别人的方式有很多种，对贫穷的人就给他们捐钱，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提高我的音乐。 我不是一个天才，我如果要去中国的话，一定会拿一些时间做准备。

　　人物周刊：您幸福吗？

　　全仁权：非常幸福。我非常喜欢追求和努力的过程，不断努力，不断给人以帮助，这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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