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纳粹党卫军成员被控屠杀犹太人 可能遭美驱逐

　　今年80岁的乔塞亚斯·孔普夫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加入美国国籍40年。他结婚后生养了5个孩子，在芝加哥一家香肠厂工作了35年。他退休了，妻子去世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现在住在拉辛他女儿家中。

　　两年前，威斯康星州拉辛，两名检察官敲响了一幢农场式砖房的门，打破了孔普夫宁静的生活。这两个检察官来自司法部，他们来询问他的移民身分。此外，还想问一个更重要

的事情。但是，没等他们提出来，80岁的孔普夫就笑起来了，他们回忆说。他知道他们为何找他了。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这2名检察官当场起草了4页纸17条的宣誓陈述，孔普夫在上面签了字。

　　孔普夫成为成功起诉的第100名前纳粹分子

　　是的，他曾是一名“希特勒的士兵”，而且在可怕的纳粹党卫军服役，是波兰集中营的一名党卫军骷髅头队的哨兵。今年5月孔普夫成为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成功起诉的第100名前纳粹分子。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撤销他的美国国籍。假如孔普夫上诉失败，会遭到驱逐。

　　司法部特别调查办公室成立于1979年，任务是识别、追查、驱逐二战后进入美国的前纳粹分子。这个办公室有一批律师和历史学家，他们在将新发现的轴心国档案和党卫军花名册与美国移民局档案对比时发现了孔普夫。

　　在全部这类案件中，联邦官员是在与时间赛跑。就和美国二战老兵在不断死亡一样，为另一边而战的人也在死亡。还有那些能够指认迫害者的集中营幸存者也在死亡。随着年代的远去，对于具体暴行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孔普夫1943年11 月3日在波兰集中营的所作所为可能无从搞清了。

　　这次大屠杀大体是这样的：犹太囚徒被迫挖了一道道深沟，然后被迫脱光衣服躺在这些沟里。看守们用机枪扫射他们，每次一百人，上万人被填进了深沟。纳粹为掩盖屠杀时的囚徒的惨叫，从早晨到晚上，一整天都在集中营高音喇叭里播放音乐。屠杀结束时，尸体被点火焚烧。孔普夫说他没有杀人。但是至少有一个幸存者贝佛利山庄的维万安·查金发出了讥笑声。

　　和孔普夫一样，查金也是移民来美国的。她也加入了美国国籍，在美国生儿育女。但她的父母和惟一的哥哥死在了波兰集中营。她要求驱逐孔普夫。“他过着好日子。他有家有口。”78岁的查金说。“我的亲人没过上这种日子，我哥哥没有过上。为什么不让他受一点那种苦呢？他不该受到最后惩罚吗？”

　　孔普夫的德国口音仍然很重，他圆圆的脸显示出了他的年纪。他的邻居有时看到他在巷子里蹓狗，有时看到他坐在割草机上。“他是个诚实的人，”一个叫汤姆·福斯宾德的邻居说，“在他们披露了他的过去之后，他对我说，他没办法，德国人把他抓了壮丁，那时他还是少年。”

　　在孔普夫上诉这段时间，他和家人不愿谈论他的过去。但是，在驱逐令、宣誓证言、历史记录和其他文件中都记载了他的过去。孔普夫是一个德国人，1925年4月7日出生于南斯拉夫内珀苏。他加入了路德宗教会，上过3年多学，辍学后在家里小马场干活。内珀苏镇有8000居民，和大多数人家一样，孔普夫一家很穷。但是孔普夫长成了一个6英尺高的汉子。

　　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时，播放音乐掩盖哭叫声

　　1942年秋，德军开进了内珀苏。孔普夫17岁，接到了去当地火车站报到服役的命令。孔普夫说，任何年轻人不上这列火车，“都会被拉到墙根站着”。有人试图逃跑，“被抓住了带到我们剩下人的面前枪决”。卢曼斯是孔普夫的律师聘请的一名德国历史学家。他说孔普夫“肯定不是一个狂热参与者。他不是自愿的。他是被抓来的壮丁”。

　　德军把孔普夫定为列兵，发给他一套灰绿色的党卫军军服。帽子上有一个骷髅图案，衬衫领子上也有一个。左下臂刺了一个纳粹图像。他领了武器，接受了使用步枪、手枪和轻机枪的训练。他在德国几个集中营当了11个月的岗楼哨兵。数以千计的囚徒由卡车或火车送来。数以千计的人再也没有离开。“我听说他们被送进了火葬场。”孔普夫说。

　　1943年10月29日，孔普夫和其他骷髅头营的人登上了开往波兰东部特拉尼基的列车。他们11月3日早晨到了那里。纳粹分子在其它集中营遇到了小暴动，所以要开始镇压了。

　　特拉尼基集中营的男性犹太人已经被迫挖好了一道道深沟；他们被告知，他们可以在这里躲避空袭。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囚徒们醒来听到了集中营的高音喇叭播放着进行曲和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囚徒们被迫剥光衣服，被警棍和橡胶棒驱赶着，有的因为动作迟缓而遭到枪杀。他们被送进这些深沟里枪杀，每次一百人。并不是人人沉默不语的。有人像要盖过纳粹播放的音乐，大叫：“上帝的选民，犹太人！”

　　孔普夫说自己不是杀手。“我以前是个好孩子，现在仍是一个好孩子。我从不伤害任何人。”但是检察官没有想以特拉尼基和他当面对证。从法律角度讲，假如证明他采取欺骗手段来了美国，那就足够让他走人。更重要的是把他驱逐出境，他们说。

　　孔普夫离开特拉尼基后，被派到东线作战，结果被苏军俘虏。二战结束后，1945秋，他从一座俄罗斯战俘营获释。他到奥地利和父亲住在一起。结婚后，听从一个芝加哥朋友的建议，决定移民美国。

　　孔普夫移民时没有说他在党卫军骷髅队服役过

　　特别调查办公室首席历史学家伊莉莎白·怀特说，孔普夫1956年3月21日申请了美国移民签证。他去了奥地利的萨尔兹堡美国领事馆，在申请表上填写了1942年至1945年在“德国、波兰、法国的德国军队服役”。怀特说，孔普夫接受面试时，“没有说他在党卫军骷髅队服役过”。

　　时任驻奥地利美国领事的布罗姆菲尔德处理过无数签证申请，已经想不起孔普夫了。“我没遇到过承认在纳粹集中营中当过看守的人。他们撒谎，这就是他们拿到签证的原因。如果我知道他们曾在集中营当看守，通常那是一个拒签原因。”布罗姆菲尔德说。

　　孔普夫得到了移民签证，1956年5月25日到了纽约。他在芝加哥定居下来，在一家香肠厂找到工作。8年后加入美国籍。他又在申请表中填了“1942至1945年在德军服役”。孔普夫向一名美国移民局官员宣誓说，他只是一个战士。1964年5月9日，他拿到了国籍证书。他对检察官说：“我在美国生活了40年，很幸福。”

　　2003年3月，两名检察官到他后院时，知道他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德国兵。他们知道他是党卫军骷髅队的哨兵，而且第一批犹太人被屠杀时，他到了特拉尼基。检察官问他时，他承认当时在特拉尼基，并说他没有告诉美国移民官员他是党卫军成员，因为他不愿意谈及特拉尼基。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谈了。检察官已经审查了德国当局上世纪60年代审讯其他党卫军看守的笔录。“整个屠杀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最血腥的暴行。”

　　一个叫马丁·迪克曼的看守回忆说：“我经常看到一次乱枪射杀之后，有些人只受了一点伤，就和其他被害者尸体一起被活埋了。”然后补充说：“我没有开枪。”

　　一名来自乌克兰的党卫军军官亚历亚大·库里萨说：“你能听到那些濒死者的呻吟、哭泣和尖叫声。特拉尼基集中营的所有犹太人都被处决了。”库里萨也补充说：“我没有直接参与。”

　　然而一些幸存者讲了他们的故事。罗宾斯坦在死人堆里躺了一天。在战后不久接受一个犹太历史委员会采访时，她说：“我们被送到这些泥沟边时，只见党卫军持枪站在那里，朝着裸体女人的头颅开枪。这些泥坑早就填满了尸体。我不想看着他们杀我，就捂住脸，尖叫一声跳进了沟里。”她没有被打到。但是，一具具尸体跌下来堆在身上，她开始感到冷了。“我被挤压在尸体中，几次想叫喊，但是喊不出来。我好像要被扼死了。”

　　一个党卫军看守把她的头提起来，看看是否还活着，见她浑身是血，就又去查下一个了。她听到其他活着的人被拖出来射杀了。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听到华尔兹音乐。她说，后来，夜幕降临了，一切沉寂了下来，她从一具具尸体上爬过，逃离了这个地方。几星期后她到了100公里外的华沙。

　　我陷入了麻烦，比任何时候都麻烦

　　就在罗宾斯坦离开特拉尼基时，当时14岁的查金来了。

　　她说，几天后，一批男囚被命令去焚烧尸体。烧完后，看守射杀了他们。查金和其他女囚被命令去打扫空出来的牢房。他们发现一个名叫马克的4岁男孩躲在一堆破被褥里。马克的母亲和哥哥早就死于这场战争。他的父亲在帮助焚烧死囚后被射杀了。德国人一开始让这些女人养着这个小男孩。过了5个月，党卫军把他带走了。“他们不会留下孩子。”查金说。查金愤怒地补充说：“你问我对孔普夫有什么想法，我想，他怎么活到了80岁？”

　　在美国检察院5楼会议室，听了他的驱逐令，面对证明他在特拉尼基的党卫军文件，孔普夫仍然说他没有开枪。他说自己只是在周边放哨，站在距离杀人深沟很远的地方。他说，那天早晨他乘火车来到特拉尼基，和其他党卫军哨兵在吃早饭时，听到了叫声和枪声。他们吃完早饭，就被命令去观看，防止有人逃跑。“我看着他们杀人。有人被射中了，但是没被射死，仍然能动。人人都很兴奋，因为看到这么多死人。我没有兴奋。我为那些人难过。”孔普夫说。

　　5月10日，密尔沃基美国地区法官阿尔戴尔曼撤销了孔普夫的美国国籍。他裁决孔普夫没向移民当局如实说明自己。“美国公民只给予那些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标准的人。”这个法官说。这位法官又裁决仅仅孔普夫在特拉尼基这一点就说明他“支持或者帮助了”这场大屠杀，因此他一开始就没有资格得到美国的签证。

　　孔普夫的律师罗杰斯说他正在向美国第7巡回法院提出上诉。罗杰斯说，假如他遭到驱逐，他能去的地方不明确。“ 许多国家不接受有他这种情况的人。”罗杰斯说。孔普夫在等待上诉结果这段时间里，常从噩梦中惊醒。他的命运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多少年来他一直想保守他在特拉尼基的秘密。但是现在他说：“我陷入了麻烦，比任何时候都麻烦。” 本报专稿尹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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