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谈谈伊朗

　　本报讯 (拉赫曼·冈赫拉曼布 伊朗德黑兰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伊朗怎么了？内贾德总统都在想些什么？他是真正的革命者吗，抑或，只是一位不断出错的笨拙政客当他嚷嚷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他相信自己的话吗？这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提问。

　　也许，除了总统，没人能够给上述问号作出解答。这里想说的只是，内贾德很“新

”，在去年总统选举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德黑兰市长的经历，对其外交智识殊无助益。这样，他每有一些“不经”之谈，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以一个“新”字解释这一切，就算不错，也失于片面了。在伊朗呆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暧昧的社会，介于摩登与传统中间、民主与专制中间，权力结构盘根错节，外交与内政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至于这样的语境中，内贾德的话才不会像听起来那么“惊悚”。

　　从一开始，伊斯兰共和国就有民粹主义的气质。而力量的一种解释就是，玩转民众的喜怒哀乐。对政治精英来说，这是一条常识。为了变得强大，他们往往采取煽动性举措，因为这将让人民为之迷醉，身不由己。而在外交领域，反对美国强权就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姿态。

　　这里，我们就触到了伊朗核危机。内贾德及其信徒们相信，人民的力量尚未被动员起来，那种支撑伊朗走过八年两伊战争的手法被忽略了。和所有在两伊战争中学习政治的人一样，内贾德有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就是西方不可信，对伊朗，它永远只有两种态度：要么控制，要么孤立。他不相信取舍和妥协就是政治的基本内容，在他的字典上，对抗更为迷人，几乎是力量和希望的同义词。简单说，内贾德不愿接受西方对伊朗的核安排。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总统的方向，是否伊朗的方向？从程序上看，决策并不完全取决于总统或是最高领袖的意志。根据法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才有拍板的权力。除了最高领袖和总统的代表，这个委员会还包括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长。委员会通常会向智库、学者、政客和阿訇们征询意见，汇总后呈报总统指派的秘书长。

　　除了上述程序，权力还有它非正式的运作网络。每逢星期五礼拜，阿訇们都会跟信徒们讲讲时政，进行动员。这里，大阿亚图拉们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如果他们反对某项决策，最高委员会非但不能一笑置之，还要就该政策耐心作出解释，甚至修正。

　　换句话说，在伊朗，就算官方声明也不是最后的，阿亚图拉们的反对、政治精英们的私相授受、传统仪式上的公众辩论都可能改变它。这里，私交人情和官方决策同样重要。各方人等都试图接近那“最高”的哈梅内伊，以获取他的支持。

　　回到核问题上面来。军人、学者、政治家利益不同，立场也迥异。威胁堆积在军人的眼里，他们相信伊朗需要可靠的威慑力来却除外患；学者渴望丰沛的研究经费，总要情不自禁地夸大科研成果(比如核研究成果)；政治家关切伊朗的立足境，希望外交可以挽回它被边缘化的命运。

　　而尽管如此，伊朗人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核技术的渴望。其间有历史的经验、利益的诉求、荣誉感的驱使，情感与理智复杂地交织于一点。于是，过去十年，伊朗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核开发中。核物理成为大学里的热门专业，原子能机构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一旦关闭，伊朗的就业市场都能感觉到震动。

　　科技进步是国家复兴的关键，阿亚图拉哈梅内伊总是这样说。大流士的荣光还刻在古老的石板上，伊朗却不再是那个伊朗。百年来，它备受西方欺凌，只因为对方掌握了更先进的科技。最近的教训是两伊战争。伊朗未能击败西方技术支持下的萨达姆，将领们耿耿于怀，认为胜与不胜的差别就在于此。结论是，科技是历史沧海桑田的最大奥秘，伊朗想要自主于这个世界，就必须驾驭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

　　所谓“伊朗核问题”，是防扩散的问题，但首先是伊朗的问题，就像这个名词显示的那样。聪明的谈判者不仅“知己”，更“知彼”。而了解伊朗就意味着，了解它发展国家的自尊心，了解它色调斑斓的内里，了解它双轨的决策机制，了解内贾德甚至哈梅内伊都不能翻手云覆手雨，了解当共识无法取得时，德黑兰权力之巅的几个人会达成暂时妥协，而这个暂时妥协就是拆掉伊斯法罕的核封条。 (马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