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女记者法拉奇:专门喜欢打破偶像的偶像人物

　　二次大战时，年仅十几岁的她就跟着父亲在佛罗伦萨打游击，帮助盟军士兵逃出德军封锁线。战后她便开始当记者挣钱学医，一直到1990 年报道第一次海湾战争。这位矮小美丽的意大利女人今生注定不会太平。

　　三四十年前的越南、中东和印巴战争使她作为战地记者一举成名。1968 年在墨西哥报道奥运会前夕发生的学生骚乱时，她遭到军警殴打，最后身中三弹，被拽着头发拖下台阶，

扔在尸堆中等死。她认为“:没有任何方式能像战争那样清楚地暴露一个人。”

　　但她令世人最为难忘的，却是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与无数世界政坛风云人物的斗智斗勇——还有斗嘴。她的秘诀是故意去惊骇、激怒他们，给他们设下一个个圈套。主观性和激情通常不是一个好记者应有的特质，但却成了她独特采访方式的招牌。她曾向伊朗国王礼萨坦言:“我上了每个人的黑名单，谢天谢地!”

　　《洛杉矶时报》评价说，她是一个“几乎没有哪个世界级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纽约时报》称她为“一位专门采访解剖有权有势者、喜欢打破偶像的记者， 最终自己也成为偶像人物”。

　　自1950 年代起，她为意大利杂志《欧洲人》工作了23 年“( 我走后它就完了。”)， 后来也为《时代》周刊等写稿。会面前她要花很长时间彻底研究采访对象，采访时全神观察对方，只用录音机记录，一次往往要谈六七个小时。她将自己的采访过程称为“勾引”和“交媾”，不喜欢请翻译， 称这是“两个人做爱时横在中间的陌生人身体”。除母语之外，她还会说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她写的书喜欢自己译。

　　1972 年她诱使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用”的战争，他自己则是“孤身一人率领马车队前进的牛仔”。事后这位外交大师追悔莫及:“这是我和媒体人员最灾难性的一次对话。”基辛格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与尼克松总统的关系从此变糟了。

　　1979 年伊朗革命后不久，她采访了该国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质问对方为什么伊朗妇女要受诸多限制，激动之下一把扯下为采访被迫披戴的头巾，称这是“愚蠢的、中世纪式的破布”，气得霍梅尼勃然离席。但后来霍梅尼儿子却向她透露: “我从未看见我父亲大笑过。我想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曾经让他大笑的人。”

　　1980 年8 月21日，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了邓小平，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第二个:“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到‘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过了一会儿她又语出惊人:“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不仅没有生气， 而且作了巧妙对答，并约她两天后继续再谈；两次共采访了四个小时—据当时的翻译、原中国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施燕华回忆。)

　　1972 年她曾诱使巴基斯坦领导人布托说出印度女总理英迪拉·甘地才智远不如其父尼赫鲁，导致印巴两国在1971 年战争后的和谈搁浅。1975 年会见英迪拉·甘地时，她劈头就问: 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你冷若冰霜？后来她将自己原本敬佩的甘地夫人称为独裁者。

　　她抱怨过卡斯特罗的体臭，曾把麦克风扔在冲着她打嗝的拳王阿里的脸上; 她形容阿拉法特“手脚很小，腿粗躯干壮， 臀部硕大，肚皮臃肿”。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在1982 年在挥师入侵黎巴嫩前接受她采访时说:“我知道你是来为自己的项链再剥一张头皮的。”她毕生不信上帝，去年9 月却被新教皇邀请到寓所做客。

　　她终身未婚，但渴望有自己的小孩。她曾经轰轰烈烈地爱上一位采访对象：1967 年，当一位米兰分社的同事宣布要去见希腊诗人兼政治活动家帕纳古利斯后，她马上打断说:“你不能去。我去。”为此不惜取消了花了8 个月才争取到的对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采访。

　　由于密谋暗杀军人独裁者，帕纳古利斯被关了三年并饱受严刑拷打，1976 年在出狱三年后死于一起离奇车祸。她曾为他怀了三个月的孩子，但因为被他朝肚子上踢了一脚而流产。1979 年她以他为原型写了一本小说《男子汉》。

　　她形容写作对自己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我是个写起来很慢、很小心的作者。” 她的采访稿篇幅非常之长。不过，她认为自己更是个作家而不是记者。1956 年她根据对美国电影业的采访出了第一本书《好莱坞的七宗罪》，由天才导演奥尔森·威尔斯作序。1975 年出的《写给一个没有出生的孩子的信》被认为是她的最好作品。

　　尽管她当记者时观点一般左倾，但由于对个人自由极其看重，最后她成为美国的极端推崇者，退休后在曼哈顿上东区隐居了二十多年，以躲开“一个比我更病态的意大利”，直到去世前10 天才特意赶回故乡。其间她偶尔在美国高校讲课，并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时虽然已经得了癌症，她抽起烟来还是一根接一根。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应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晚邮报》主编的盛情邀请， 她提笔写了一万四千字的激情评论文章，在报上登了四又四分之一个版，这期报纸被抢购一空。第二年这篇长文出了题为《愤怒与骄傲》的单行本，仅在意大利就卖出上百万本，在欧洲很多国家也成为畅销书。后来她又出了两本续集，最后一本《启示录》在全球卖出约200 万本。

　　她在书中写道:“你问我( 西方和伊斯兰) 两种文化有什么反差? 说句实话，把这两种文化相提并论都会让我恼火。”去年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欧洲不再是欧洲了，它成了‘欧拉伯’(欧洲和阿拉伯的混合体)——一个伊斯兰教的殖民地， 实体、精神和文化都受到入侵。”

　　她不加分别地攻击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指责穆斯林拖家带口式的大举移民，称他们“不尊重我们的法律，却在我们的家里落了户，强行带来他们的观点、习俗和神祗”。她批判欧洲大陆“像一个娼妓那样向敌人出卖了自己”，成了欧陆“恐伊症”的代言人和右翼势力的新盟友。

　　她被抨击为种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仇视者。意大利剧作家兼演员、诺贝尔奖得主达里奥·福指出，她的著作吸引了很多“受极深偏见引导的人”。法国和意大利都有人控告她诽谤伊斯兰教，要求封杀她的书，瑞士甚至提出要引渡她; 还有很多人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些使得她更加坚信自己是个无畏的说真话者，将自己比作14 世纪被当作异端烧死的先知。

　　这位女记者名叫奥里亚娜·法拉奇， 1929 年6月29 日出生于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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