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欧洲的改革迷惘

　　作者：于时语

　　法国政府推出新劳工法案《首次雇佣合同》，引起法国大中学生的抗议浪潮，很快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至法国最古老的索邦大学所在的巴黎拉丁区遭到军警严密封锁，被形容为美国在巴格达占领的“绿区”。

　　世易时移，人心不古。与1968年“富极无聊”、追求文化和政治理想主义的法国学潮相比，今春的这场抗议运动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受去年法国少数民族青年大骚乱驱动的新劳工法，旨在改善教育程度低下的下层青年的高失业率，而中产阶级下一代主流却将其看成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

　　这一情况其实代表欧洲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共同课题：冷战期间建立的福利社会受到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的双重冲击，福利社会的中坚——中产阶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挤压和安全感危机。

　　例如在美国，中产阶级受挤压是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演变趋势，只不过美国的福利制度以及相关的文化传统远不及欧洲，所以尽管小布什政府大开罗斯福总统以来的福利社会政策倒车，至今尚未引起如同法国那样激烈的社会反应。

　　而在日本，上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经济腾飞期间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渐渐崩溃，“一亿总中流”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发明显。畅销书《下流社会——新阶层集团的出现》的作者三浦展说，20年后，很难说巴黎骚乱就不会发生在日本。

　　面对同一全球化趋势的欧洲，由于长期的福利制度、普遍的公共医疗体系与“铁饭碗”职业保障，现有中产阶级不至于贫困化，但是在亚洲崛起竞争和人口老化导致社会福利负担不胜负荷的大势下，欧洲青年一代面临生活水平将低于父兄的风险。

　　正如中国习语所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欧洲青年一代面临由奢入俭的痛苦适应过程，这才是法国学潮的真正因素。

　　除了全球化和人口老化等现实问题，欧洲福利制度面临挑战，也有意识形态的层次。欧洲福利社会的确立，固然是社会党、工党等左翼政党倡导的社会民主运动的结果，但绝不能忽视冷战时代西方与苏联争夺意识形态优势的因素。

　　事实上，冷战一开始，西方世界就意识到，要有效抵制国际共运，必须减少资本主义的传统弊病，尤其是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公。不仅左翼政党，就是政治右翼也认识到减少贫富差距和培养强大中产阶级的必要。

　　早在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指示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以“温和社会主义”来架空苏式共产主义的号召力。这一持续几十年的政策，不仅阻止了西欧共产党掌权(例如社会党籍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依靠法共支持上台后马上对后者过河拆桥)，更帮助创造了西欧战后的福利社会，成为展示西方制度优越的重要橱窗。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西欧福利社会的道德优势功不可没。

　　随着苏东阵营的崩溃，至少在西方右翼眼中，福利主义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维持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动机不再存在，甚至连一些中左人士也开始鼓吹强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冷战期间一直支持西欧温和社会主义的美国政治主流，对欧洲福利主义的批评日益尖锐，指其为欧洲近年经济发展迟缓的罪魁。在欧洲，要求改造福利制度的右翼舆论也相应上升。

　　从劳资关系角度看，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放大了全球劳动力供给，欧美的明显趋向是经济和政治杠杆都在向资本方向倾斜，劳力和工资在社会产出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这在美国特别明显，除了工会人数和势力剧降，近年经济虽然稳定增长，就业和平均工资却不见相应增加，工资中位数甚至下降。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也出现类似的趋向。

　　但是法国学潮的蔓延以及前些时候的德国大选结果，都表明强调社会平等的福利主义在欧洲大陆实在深入人心，以增加社会风险和贫富差距来加强经济竞争力的新自由主义，在欧洲青年一代由奢入俭的痛苦过程中，将遇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和难以逆料的激烈反应。在最近的政治风暴中，法国中左翼《世界报》的社论题目《迷途的巴黎》，和右翼《费加罗报》的社论《(难道)会有仁慈的改革方案吗？》，无不反映了欧洲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的迷惘。

　　总之，欧洲由奢入俭改革的艰难和迷惘，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除了让欧洲统一强大的前途失去光泽，也使人不能过高期望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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