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的开放战略与政治权利运作

　　　　(二) 开放战略与政治权利运作

　　虽然，美国文化产业以一种“文化经济学”为基石，但它同时又相关于一种“文化政治学”。因而，对美国文化产业进行一番“政治文化”的考量亦是重要的，特别是解析美国独倡的文化战略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所谓“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和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更专业地说，政治文化包括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扮演角色的价值、信仰、观念

和实践。”

　　众所周知，绝大部分的国家都设有专门统管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那些政治一统型国家自不待言，即使是按经济自由轨迹运行的国家如英法也是如此。反而，象美国这样的政府职能完善的文化产出大国，却单单没有所谓的文化部。“虽然各种(包括国家和亚国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场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可能是最为重要。此外，独立的组织，即非政府组织艺术家协会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具有影响力。近年来许多国家中经济活动向私人方面的转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区外加入新成员，因为过去纯粹以国家为基础来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广泛的跨地区和多层次的方法所代替。” 更辩证来看，文化的“自律”发展仍需政策法规之类的“他律”来规约，只有在一定引导和限制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获得更健康的发展。但是，文化问题确实更具有全球性，文化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超出单纯国家的限定，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是这样。美国则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在政府职能上阕失文化之维，在文化政策上看似“无为而治”。

　　这在美国看来，自有其一套贯彻到底的逻辑：他们声明之所以不设文化管理部门，甚至不制定文化政策，就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和产业自由。其实，以美国高仰着的眼光，是根本看不到那些边缘化国家中文化问题之凸显的，他们还感受不到那种民族文化受倾轧的危机，因此美国自身无需文化保护的策略。这就是中心与边缘的不同的文化感知。然而，这种表面上没有策略本身不就是一种文化战略吗？这种“无策略的战略”不就是一种更有效的“无法之法”吗？的确，美国这种开放的文化策略隐匿了更深层的意识形态性。这一国度盘踞着全球文化的制高点，本身就是全球文化游戏规则的操纵者。它即使无需任何一种文化政策，任凭文化产业随着市场规则来独自运转，也会在全球市场中独占鳌头。实质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更有效的文化霸权战略。美国由于在文化产业上具有经济主导性，因而，他们反倒无需文化上的特权，而只需其它国家和地区不设置文化保护之类的障碍即可。他们深知，自身不设文化监管部门也是一种表率，假若其它国家的政府也如法炮制，那美国将无疑是更大的受益者。由美国自身文化霸权所决定，在同样多方位开放的文化市场之间，美国的巨大压强必定使其文化向其它国家渗透和转移，而根本不必担心自身受欺的问题。这种驱除了文化限制的自由市场诉求，会为美国文化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其实就是要求文化服从于市场。这样，美国的貌似空白的文化策略也就转化为一种市场策略了，它是一种高度的“开放战略”。

　　在全球化的时代，健康的文化策略就应当在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取得平衡。除了传统的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之外，各种跨国运动和国际组织、亚社会和种族团体、跨社会的准团体、跨国公司和其它产业之间的伙伴关系，在文化政策中占有愈来愈主要的位置。在当今美国，例如传播者协会、文化组织者协会，艺术家协会这样的专业群体和组织，它们的活动由于以筹款(而非赞助)形式进行从而获得了独立。但完全规避掉政府的治理，就会彻头彻尾地遵循市场规则来运行，势必会造成市场对文化的操纵，美国文化及其产业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对其它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开放文化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它或许可以产生创造性的积极影响，亦可能带来相反的社会文化效果。这就要看，接受者对美国文化是消极的认同，还是真正的掌握了。但有一点是无可非议的，那就是要对美国文化产业(及其对地区文化的影响)采取辩证态度，趋利避害，以便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来保证文化生长和经济繁荣。

　　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文化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的扶持，否则美国文化产业也不会具有如此庞大的规模。然而，这种支持是并非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实现的，而是自下而上来完成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难怪美国文化产业在世界上最依赖于境外的投资了，这凸现在美国文化产业经营的跨国化上。而且，只有这样的投资环境才能吸引更大的投资，才能使流动的资本继续集中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其实，美国政府仍没有忽略对文化的政策性支持，他们用于资助文化事业的经费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先由政府核定，再由议会审查批准。如果政府和议会就某一文化议题产生争议，那么，法院将出面对冲突予以裁决。显然，“三权分立”原则在文化领域亦贯彻到底了。在1999年，纽约市政府就曾为500个艺术团体拨款1400万美元，以资助它们为市民的公共生活提供服务。美国政府更注重的是文化及其产业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凡是违法的政府有权给予取缔，而对侵犯知识产权(如盗版)的行为更是严惩不怠。当然，美国这个法治国度对文化也有道德的监督，比如电影的等级制和MTV的监察制等等，在影视中对性和暴力的描写到底要占多大比重，一直是美国社会乐此不疲的争论焦点。

　　在经济支撑之外，美国文化产业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人们因此将其带来的文化后果命名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顾名思义，“文化帝国主义”是文化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结合，它强调的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借助文化产业来输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一话语的言说具有多种途径，根据汤林森的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既是“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又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既是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话语。 可见，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全球经济的视角，无论是民族性还是现代性视野，这些话语形式都是力图站在(或本已站在)文化霸权主义之外，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强权采取了一致的批判态度，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内外有别。在根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是相对于早期帝国主义而言的，它不同于列宁意义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武力征服和政治干涉，而更加注重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入侵。简言之，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以文化取代武力、政治手段的帝国主义，它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畸形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仅仅动用武力来贯彻自身意志往往只能短期收效，而通过推行文化战略来控制对方的文化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文化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倾销，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它在莺歌燕舞中来实施文化侵略。这类文化渗透具有潜移默化性，它不强求外在的同一，而是通过使人们“心向往之”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主动认同。从文化输出来看，这种“主动”其实是一种“被动”，亦即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被动服从，心甘情愿地成为文化产业的顺民。这样，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赚取了金钱，而且通过文化输出巩固了自身制度的统治。

　　在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退居次席后，美国成为在世界上领导文化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它不仅倡导的声音最响而且从中收益最大。美国当选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文化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份量，文化产业既是商业的摇钱树又是政治的传声筒。早在1964年，就出版了这样一份美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其重点是指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目标通过直接和外国的人民接触能够比和它们的政府接触更好地达到，在今天，通过通讯技术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触到其他国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给他们传达消息，左右他们的态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们采取某些果断的行动。然后，这些团体就有能力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冷战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但精明的美国执政者仍然看到了文化侵略在全球范围内的功用，文化霸权从政治强权中脱胎出来。正如后来的一位美国政府的高参亨廷顿所见，也就是1993年发表的闻名遐迩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所表述的，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起因可以定格为一种“文明的冲突”，它将在欧美文明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凸现出来。 虽然，冷战思维在这位哈佛大学教授脑中仍在继续，但它的确看到了美国霸权在新时代的转型。可以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从“强权性的霸权”向一种软性的“渗透性的霸权”转换。这不仅是美国自身权衡利弊的政治抉择，而且也是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造成的。

　　实质上，美国倡导的文化帝国主义具有复杂的“纵横结构”。一方面，就美国与以第三世界为代表的国家群体关系而言，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这些国家形成“纵向”的等差关系。美国文化试图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的文化生活系统，从而重塑受动群体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甚至社会身份，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对称性。但另一方面，美国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还与那些发达国家形成“横向”关联，在冷战之后这种关联更加趋于一种互惠和双赢。也就是说，不同于传统霸权那种此消彼长、惟我独尊式的争夺，美国的文化霸权在同路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向心力。面对美国的自由主义策略，那些与之差距不大的次等强国更自愿地接受美国的文化领导，从而形成一种较为透明的权力制衡机制。但在20世纪九十年代后，美国与这些协同国之间的文化矛盾也日益加深，法国和加拿大政府公开声明对美国文化产品(好莱坞大片、摇滚音乐等)采取抵制。尽管这种表态只是文化保护的一种姿态，绝非与美国文化的决裂，但全球文化帝国主义系统的确处在一种变动的格局之中。这样，美国就受到了纵向和横向两类文化的反击，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竟然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性质。

　　从权力的视角看，美国的文化霸权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是美国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手段。根据伊格尔顿将“权力”概念加入“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新解说，所谓“意识形态是由权力迫切之需而产生的或被扭曲的一种思想形式……意识形态是各种话语的策略，它对统治权力会感到难堪的现实予以移置、重铸、抑或欺骗性的解说，它竭力使统治权力得以自我合法化。” 可见，意识形态与权力压抑是紧密相连的，这种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在文化控制中形成一种四面扩张、无所不在关系网络，从而自下而上地支配着被控制者。美国文化产业就是如此，它在全球实施文化控制到哪里，就同时将权力网撒播到哪里。这种支配性的文化渗透甚至是无意识的，比如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崇洋心态往往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相比较而言，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控制更为深入和强化，而在与之协作的次等强国中实现的则是一种文化的驱赶，亦即通过商业力量用自身文化占据对方的市场。但无论怎样，美国文化霸权中的权力控制却始终是无所不在的，它表现出一种文化政治与文化经济学相结合的双重问题。

　　最后，援引詹姆斯•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开篇所说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结束语：“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三)电子时代与全球媒介播撒

　　美国文化霸权地位的取得，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促成的基础上，科技含量仍占据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它直接构成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输出机。如果缺少了电视、电影、收音机、印刷新闻媒介和广告这些传媒的支撑，那么，至少美国文化的传播不会如今日这般普泛与深入。

　　从传媒的发展历程看，人类历史上的传播媒介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和印刷文化”——“电子媒介”三个阶段。 当然，每个阶段的传媒并不是对前一种的绝对取代，而只是在一个时代中占据主导，先前类型的媒介仍将存留下来与主导者共存。可以毫不含混地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电子媒介”时代，而今“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出现行将把电子时代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信息的制作、承载和播撒者，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信息，具有迅速增殖、瞬间化、一体化等特质。在当今社会，信息较之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凸显出爆炸的趋势，并在流通过程中不断调整加工而聚合成庞大的信息群。信息的这种笼罩广阔的跨地域性、联结分散个体的跨阶层性，为文化产业产品的可流通性提供了必要前提。因为只有在这种信息总汇中，处在分离状态的大众群体才有可能相互吸纳而联结起来，相应的，大众文化的易解码性也因此而生。而且，信息的这种播撒易造成文化传递方向的改变：从纵向的继承式传递转向“横向传递”(各年龄层文化的相互交流)和“逆向传递”(各层文化向青年文化看齐)，这就使青年文化往往成为大众文化的领军者，从而出现其他阶层向它靠拢的年轻化走向。同时，信息还具有瞬息化的特质，瞬态的形象在人脑中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暂，这相应造成文化流通的频率加速化，致使文化产业产出的只是一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快餐”。

　　现代大众媒介是以“电子媒介”为主的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它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平等性和广泛性使它成为大众文化可充分利用的形式。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与大众文化联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没有大众传媒的骨骼支撑，大众文化就无法全面展开。但大众传媒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使大众文化最终纳入到“文化产业”的模式之中。这是由于，大众传媒是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它的工业化的实体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依托，而使大众文化可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网络之中。而且，由于大众传媒的运转过程与工业生产相似，所以可以直接借用文化工业生产的管理与经营方法，这有助于文化产业的迅速成熟。大众传媒对全球的覆盖技术使得大众文化的市场突破了狭小的地域限制，形成全球规模的文化市场。在扩大大众文化影响的同时，全球市场使文化企业的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反过来又刺激了他们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从而进一步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

　　随着美国通信网络的全球扩张，美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大众传媒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亦是全球大众传媒的总策划和总导演。从财富积累的情况就可见一斑，在排名前四百名的美国富商之中，从靠大众传媒获取财富的已从1982年的9%上升为1989年的18%，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使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首富从大众媒介中招财进宝。如此这般，以大众传媒为支撑的文化产业已经与制造业一道成为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大众传媒亦由此而成为美国文化的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在现今社会，大众传媒往往就与美国形象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由美国传媒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美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这一长处来推销自己，其国会研究中心在一项报告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国际间的大众传媒的流向是不平衡的，而美国是主要的源头……今天存在一种打上‘美国制造’字样的世界文化”。在他们看来，似乎这样一种“媒介帝国主义”或“电子殖民主义”就等同于“美国化”了。但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有置疑的声音，莱斯利•斯克莱尔在《全球体系中的社会学》中声称，“要把文化与传媒帝国主义等同于美国，或者等同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使人深感困惑的大错。它意味着，如果美国的影响可以排除在外，那么，文化与传媒帝国主义也就会终止……。全球化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必然有个过程，而美国化本身只是该过程中的一种偶然形式。”

　　那么，美国大众电子传媒的全球播撒，究竟是一种美国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呢，还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一种偶然形式呢？

　　其实，由美国主导的大众传媒全球化正是这两方面的统一，也就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这就关涉到一种先发与后发的关系。在美国这种“原发型”国家，资本主义全球化是社会内部自发地生长过程，进而扩散到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在第三世界这类“后发型”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全球化则由西方舶来的，它们并非是自觉地而是被动走上全球化的。而这种被动的参与又是不得不为之的，因为一旦脱离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就要为历史所抛弃。如果说，美国的领导权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形成之初还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在美国全球化风靡全世界之际，这种偶然也就转化为一种必然了。这在根本上，又相关于所谓先发的、内源式、扩张型与后发的、外源式、防卫型现代化模式的不同。美国主导的媒介帝国无疑在全球具有霸权地位，在逻辑上讲，所谓的“媒体帝国主义”正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因而，从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也很容易推导出一种“媒介霸权”。所谓“霸权就是把历史上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以自然化，赋予它以一种常识性的形式。这里的关键，就是霸权并不凭借武力来推行，而被表现为生活的‘权威’与‘文化’方面的事实，它是非政治化的”。 显然，美国对全球的文化控制是通过大众传媒的控制来实现的，因为现代电子传媒能够提供使受众服从霸权的条件，进而大众传媒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霸权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媒介霸权”。

　　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品，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几大电视网的肥皂剧及娱乐节目、自由的无线广播，在世界各地都形成了这种媒介霸权。首当其冲的就是《星球大战》、《阿甘正传》、《侏罗纪公园》、《拯救大兵瑞恩》、《谍中谍》等好莱坞大片，特别是那些投资巨大的娱乐影片抢占了全球票房的大部，甚至全球正在放映的电影中85%都来自好莱坞。在发达国家中，例如法国就一改曾经侵占美国本土的强势，而表现出70%以上的影视产品皆来自美国的颓势。既然连法国这样的电影输出国都是如此，那么，诸如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电影市场几乎为美国电影所垄断就无需质疑了。难怪这些国家反美国文化的呼声日益升高，它们的价值观念本来就与美国接近，所以对美国货接受起来更是没有什么心理障碍。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对好莱坞电影所营造的“美国形象”，青年人更是趋之若骛，印度这一世界上年产电影最多的国家也在面临着失去本土市场的问题，原由就在于美国电影排挤了本土的创作。美国的电视剧也撒播到了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乃至在非洲的贫民区里，人们每晚都在争相观看美国著名电视剧《豪门恩怨》，以穷人的视角去感受其中的美国富人的气息。九十年代初，以《美国家庭滑稽录影带》为代表的一大批电视娱乐节目，更是为世界各国所喜爱和效仿。1999年之后，在美国风行一时的“真实电视”(Reality TV)又将摄像机搬到了外景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了悬赏100万美金的《幸存者》节目，让几对参与者生活在荒岛上，并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24小时全天候进行现场直播。这一首播后就成为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以其金钱的引诱和性的噱头开始风靡全球。此外，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广播业和报业方面也有效地控制了全世界的信息流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特别是国际新闻)大多从欧美大媒体购得。这些国家无力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新闻网，它们出于节约成本的进口，其实是在为美国的新闻垄断提供坦途。甚至在通俗小说领域，《廊桥遗梦》这样的伪浪漫的爱情小说也赚取了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眼泪，更不要说《国家地理杂志》、《读者文摘》、《时代周刊》杂志在其它国家的持久影响了。总之，美国文化已经全方位地经由各种大众传媒在全世界得以传播，在这种强势文化的挤压之下，美国文化产业所及之处均对当地文化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从受众的角度看，美国大众传媒的发展也离不开受众国家的相关发展。如果在这些国家根本没有电影院、收音机、电视机这些基本设施和设备，或者对境外媒体设置障碍或不予理睬，那么，美国传媒霸权便无从谈起。而在那些具备了上述条件的国家，美国媒介究竟占据着多大比重呢？以1993年流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电视节目为例，全年电视节目时间总计为2427小时，美国电视节目就占去了其中的1506.3小时，远远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721小时，前者以62.06%的百分比高于后者的29.71%。相比较而言，拉美国家电视节目对美国的输出则很少，尽管巴西的Globo和墨西哥的Televisa公司对美国也形成了电视产品出口大国，但它们主要面对的还是美国的西班牙语市场，而非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的主流市场。这还要追溯到英语被接受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原故。英语的统治地位是在1960年代获得的，那时英语在五大洲都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在1952年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时，全世界讲英语的人数达到了2.5亿，如今这一数字已经翻了四倍之多。可以试想，假如美国大众传媒的说的是摩尔多瓦语或拉脱维亚语，那么它的全球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大众传媒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全球霸权，还因为媒介技术本身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电视“上星”之后更是如此。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电视——全球卫星网络——电脑”形成一种相互交织的蔓延网络，文化产业的产品就在上面得以迅速传输，甚至卫星电视本身也在创造着一种全球同步的大众文化。通过全球信息系统纽结而成的传播网络，使得“地球村”各处的人们获得信息的同步性日益加强，尤其是电视直播的冲击波，不仅让全世界看到了奥运圣会的开幕式，而且见到了帕瓦罗蒂和他的流行音乐朋友们的演唱会现场。这也造成受众沉溺于技术手段营造的即时表演及创造，注重同步参与行为的当下经历感，正如本雅明所言，“现在不再是被经验，而只是被经历”。 可见，大众传媒迎合了人们对感性的追求，也就是对所谓“震颤效果”(本雅明语)的追求，从而为了获得冲撞效果、即时反应和同步煽动性，导致了“距离感的销蚀”。 从而，美国媒介帝国的霸权地位的获得就不足为奇了，难怪西方学者将之命名为“媒介帝国主义”或“电子殖民主义”。

　　(四)价值融合与文化资本输出

　　美国文化产业之所以雄霸全球，更在于其本有的文化维度的原因。“按照伊安•安格斯的看法，美国、法国、英国革命开了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先河，‘现代社会是以经济活动领域与政府的控制分家而开始的’。按照西方文明传统，经济完全围绕个人利益展开的，是私人领域；政治考虑的是如何使整个公众社会受益，是公共领域。而只有提倡美国的个人权力，才能够保证这两方面受益。” 可见，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美国文化已成为“私域”与“公域”的双重保障，美国文化产亦受惠于这种潜在的文化力量。换言之，美国文化产业所以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双赢，与其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本”是分不开的。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分析，资本被解析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根本的类型，另外还有一种“符号资本”需要补充进去。而所谓资本，就是一种以物质化的形式或是“肉体化”、身体化的形式存在的累积起来的劳动，当行动者在私有的前提下利用资本时，它们便可以占有相关的社会能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的)、社会资本这三大资本的获得、散布和转化具有特定的规律，并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效力和结果。在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是与经济资本并重的资本形式，二者的相互结合及其在社会中产生的效应，便构成了文化产业的经济元素。这还需要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单就文化产业的产品而言，文化产品为了参与市场流通而盈利，那么就它就要先预设其“经济资本”，这就使它具有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同时，这类文化产品也要预设“文化资本”，即文化产品所承载的、可传递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也就是其文化的“使用价值”所在。在为大众而生产的文化产品中，“文化资本”必须凭借“经济资本”的实现而实现，并以后者的实现为现实的目的。这样，“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含量和质量便处在微妙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状态失衡，那么，或者单纯追求商业利润而贬抑了产品的文化品格，或者由于过高抬升文化价值而致使文化产品滞销。

　　在美国这样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社会，往往由于过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导致了“经济资本”的扩张甚至最终征服文化领域的恶果。如此一来，“经济资本”的势力便不仅囿于对工业流程的外在控制，而且还进一步向“文化资本”领域蔓延，致使文化产品的内在失衡——“经济资本”大量增值而倾轧着“文化资本”的本有含量，甚至将后者彻底沦为赢利的工具。事实上，存在这样的内在规律：在一定限度内，大众文化产品的“文化资本”的增长是与“经济资本”成正比的；但如若超出这个限度，任何一种资本的过剩都会构成对另一资本造成的致命威胁，这两方面的危险对文化产业都是致命的。同时，“文化资本”丧失的情形在大众传媒的极度膨胀中更凸显出来，物化的科技成分往往与“经济资本”联姻，共同对文化含量加以压制。然而，另一方面，美国文化产业更加善于利用“文化资本”来推销自身，从而在全球文化市场中打出了一副漂亮的“美国牌”。

　　作为替代性的“文化资本”，美国文化产业其实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美国形象”。这种美国形象并不反映真正的美国，它已经“异化”出美国自身而成为一种被大众传媒再度制造出的“拟像”。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他们大多数人所认知的美国，并不是到美利坚去亲历而知的，而往往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而获致的。然而，大众传媒的领衔者又是美国自己，他们可以通过这些现代科技途径来打造自身的形象。经由好莱坞电影、肥皂剧、新闻、广告等文化镜像的折射，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眼光看来，美国似乎成为了一个象征着自由、平等、民主这种启蒙理念的国度，这些价值观念还包括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宽容、公正、个性、正义、仁爱、权利等等。的确，在好莱坞的影片中，往往宣扬着一种美国式的人道主义关怀，比如《野战排》这类战争题材表现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角斗士》这类历史题材表现历史正义的观念、《彗星撞地球》这类科幻题材表现人类对外来压力的反抗、《美国丽人》这类言情题材表现中产阶级的爱情观，都是如此。电影镜头中的美国，往往被演绎为现代片中繁华都市的奢靡生活、西部片中广袤平原的自由驰骋、歌舞片中明亮舞台的尽情高歌……其它国家的人们在电影里感受到的不仅是主人公的故事和美国文化的背景，而且还有一种美国文化所倡导价值理念。其实，这些题材大都是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但是，正是这种距离形成了对美国文化镜像的遥望和向往。就连《豪门恩怨》这种描述富人生活经历的电视剧(在美国达到电视剧中这般富裕程度者也寥寥无几)，居然在非洲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显然让人们心想神往的其实是那种奢侈的美国生活方式。还有那些在美国广告攻势下臣服的顺民，对Gasoline的牛仔裤、Puma的运动鞋、Coca-Cola的饮料、Mcdonald’s的快餐，甚至是发式和化妆的追求都成为一种时尚。这是由于，在人们看来，这些领引风尚的美国文化就代表着一种“现代性”。

　　更深层地说，美国文化实质上是在制造“现代性”的假相，以此来蛊惑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对其加以崇拜。因为，在美国与这些国家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理交锋”：一方面，美国文化以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表现的形象出现，用“现代性”的自诩来诱惑接受者最大的内心认同；另一方面，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却害怕自己被戴上“反现代”的传统帽子，从而竭力去认同美国形象。于是乎，在这种引诱与迎合之间，美国以“现代性”扩散的名义实施着操纵第三世界文化之实。美国文化产业实践的是一种社会学家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扩张”论，而且仅仅是以美国文化为全球模本或世界标准的，这种全球化理论终将落归于一种文化的一体化(亦即“同”)，而非一种健康的多元统一(亦即“和而不同”)。这种全球化的权力实质，还在于一种美国与他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霸权与被霸权的权力关系。美国文化资本就在这二者的张力场中形成斗争关系，“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虑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 文化产业就在全球化的文化场域中来输出自身的“文化资本”，与此同时，也就是在争夺对方的“文化资本”。

　　伴随着这种文化资本的输出和争夺，美国文化还在倾销一种“消费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的输出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为美国文化的再消费及再生产提供了动力。如果说，“美国形象”的输出只是让人们对美国文化更加认同的话，那么，美国消费主义的生根则促使人们去“消费”美国文化。由全球文化的现实可见，那些受到美国文化侵略的国家，不仅包括那些本来就具有高消费传统的高生产国家(如法国、加拿大)，而且还包括那些低消费和低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后者这样的国家中，如果要消费美国这种高消费的文化，就必须事前舶来一种高消费的观念，而后，美国文化产业才能在这里更好地占据市场。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美国的消费主义主要是向这些国家销售的，同时，消费主义也是在为美国的文化产业服务。在各种跨国公司的运作和促动下，消费主义观念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持续增长，从而为美国文化产业提供了一种“永动仪”。这种“诱导消费”不断地满足着资本主义的赚取利润的本性，使得美国文化产业的雪球越滚越大；但同时，也是在榨干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生产力，而只让他们的消费者去考虑自己能否支付的问题，而非文化产出的问题。如此一来，美国文化产业只需从中盈利，而无需考虑民族产业与之竞争的压力，因为消费主义已经在观念上消解了民族的文化生产力。消费主义的直接对象就是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消费主义导致了崇洋内外文化观念占据主导，消费主义根本上是美国文化资本输出的结果。

　　诚如莱斯利•斯克莱尔在《全球体系中的社会学》中总结到，“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方式的消费主义’来代替‘美国化’一词，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双重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通过‘美国化’一词而被神秘化，同时，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地进行物质生产的社会所采用的方法——美国化——正式认可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美国梦’在全球资本主义事业的中心地位……与资本主义发源于欧洲西北部所造成的期望正相反，是美国，而不是欧洲中心，成为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身的同义语。这样，资本主义的重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它的基本逻辑。”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向外的输出，成为了美国文化产业雄霸全球的文化原由之一。

　　然而，对美国这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来说，美国文化价值观并非一道以贯之的，而是由多元文化观念“价值融合”而成的。人们常说，美国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世界各个民族都融汇在美利坚自由女神的麾下，它们共同熔铸着美国多元的“文化共同体”。在美国文化创造之中，无论是来自黑非洲的美国后裔，来自拉美和亚洲的移民，都是功不可没的。例如，后来成为世界音乐主流的摇滚乐，就以黑人的节奏布鲁斯音乐为其最初的源头之一，黑人以其卓越的灵歌和舞蹈天赋在美国文化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文化产业也是一种多种族的创造，好莱坞的成功经验就是从过来引入大量的人才和资金，流行音乐更是依赖于跨国公司的运作。那些意大利籍演员在好莱坞大放异彩，那些欧洲的电影制作人纷纷参与进美国影都的建设，就连Stroheim和Hitchcock这样的大导演都是来自异域。再如，美国还有许多欧洲的移民，特别是他们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后裔，都在自觉延续着自身的文化传统，这就难怪而今美国仍拥有相当大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市场了。现在，KMFX34成为洛杉矶最受欢迎的电视频道之一，它是一家用专门用西班牙语播出的电视台。此外，美国还有一些电视台只播出朝鲜语、广东话和日本语，另有一些电视台则向依地语、俄语广播出租时段。可以说，美国文化在外部具有统一气质的同时，仍在内部形成了一种不同种族的“众声喧嚣”的文化状态。美国的“文化资本”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熔铸而成的。这样，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接受美国文化之时，也许面对的就并非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而很可能这种文化之中已经汇入了本民族的特色。因而，面对美国文化的舶来，人们可能感觉它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也是美国“文化资本”输出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五)话语霸权与多元民族认同

　　在美国文化产业霸权的分析中，不仅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进行，而且还要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做进一步考察，这就关涉到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在文化霸权的驱使之下，美国文化产业以一种诱导的姿态来迫使民族文化对其认同，同时排斥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认同，从而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

　　从理论上看，美国文化的全球化实现的途径主要有四条，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化在人类、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人这四个相对独立的层面上得以实现。如果说，全球化就犹如一个巨大的世界网络的话，那么，这个网络便是由人类、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个人这些众多的网络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地交织而成的。正是这四个层面的相互回应、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导致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交互变化，从而推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相比较而言，在民族国家、民族社会领域所实现的全球化，更多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全球化，同时全球化的现实性阻力亦主要存在这两个的层面上。而对个人层面而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问题则退居次席，“文化全球化”问题则被特别凸显出来。当然，在民族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层面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族性”与“个性”的关联问题。

　　全球化的实现要最终落实在个体层面之上，美国文化产业也就是这样从底层和内部渗透，而非仅从上层和外部起作用。在全球化的时代内的个人亦非传统的个人，那种个体归属于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现象一去不复返，而代之以现代的个人与跨国运动和国际组织、亚社会和种族团体、跨社会的准团体等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特别是在全球性文化蔓延的情形下，接触到它的个人都深深感受到了一种时空“压缩化”的文化现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逐步走向了全球化，在所谓“高度现代化”的阶段更是如此。社会学家吉登斯也将这种个人层面看作全球化之一极，他进一步从“自我认同”的角度阐发了全球化的深度，“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的转型，是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正法的两极。……但由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层次如此广阔，以致‘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的背景下交互联结了。” 但吉登斯仅仅道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全球化时代内的个人之独立性亦大大增强了。这是由于全球化客观上增加了个体认同的选择机会，如对各种共同体的选择面就增加了，使个人主观上的自主性比之从前更加突出。或者可以这样说，全球化越广泛，标准越也就越具有全球性，那么，个体的选择便越独立。道理很简单，全球性的标准愈普遍，它所能囊括的特殊性就愈多，这不仅对个人层面适用，而且对民族的选择也适用。

　　美国文化产业正是利用了这种文化全球化的优势，在世界上取得了“话语霸权”的地位。反过来说，各个国家大众中的个体，也正是通过直接与美国大众文化的联系，而成为美国文化霸权的对象的。这种霸权首先出现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占统领地位，可以从各种纷繁的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普及现象上得到印证。“美国通俗文化——好莱坞电影、广告形象、包装、服装和音乐——提供了一副丰富多彩的图画，一套象征符号、物品和人工制品，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按无限多的结合方式组合与再组合成不同的集群。每一次选择后的意义都被改编了，因为个别的物品——牛仔裤、摇滚唱片、托尼•库尔提斯发式、女式短袜等等——从它们最初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被提取出来，与来自其它语境的符号并置在一起。” 正是这种全球消费的美国化，在脱离了源出的语境之后，好似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生活本身，这反映出美国文化产业在全世界的强势存在。大众就生活在这种美国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中，不仅对美国文化的时尚变迁亦步亦趋，而且，日常话语也深受美国文化的浸渍。同时，这种话语霸权不仅存在于大众生活中，在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之中也很有市场。这种对话语霸权的遵从，表现在跨国公司的白领阶层对美国生活的追随中，表现在学院知识分子对美国学术的摹仿中。前者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跨国经济，后者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二者实质上都在充当美国文化的同谋，从而使大众远离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这种表面上的相互合作和依赖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文化对他者的控制和操纵。

　　但是，在美国文化产业的攻势下，各民族文化对美国文化的“涵化”并非是整一化和同质性的，而是充满着个性差异的。在这方面，

　　那么，世界文化市场是如何表现出这样一种多元取向的呢？还是用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从中可见美国文化产业在不同领域、对不同国家的影响的深浅和差距。以1996年民族流行音乐占本国全部流行音乐的百分比为例，从高到低排列的顺序依次是：印度尼西亚占81%，保加利亚占80%，土耳其占78%，加纳占71%，巴西占66%，尼日利亚占65%，法国占47%，匈牙利占29%，南非占23%，加拿大占10%，新西兰占9%，瑞士占7%。从民族音乐低于十个百分点到接近于饱和，这是多么大的差距！美国文化产业恐怕只能依据不同的对象，来调整自身的商业和文化策略。这里存在的一般性规律是，英语占主流的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文化产品，这是由于缺少语言障碍和民族传统更接近的缘故，比如说加拿大的指数之所以低于印度尼西亚，就是因为语言和传统积淀的问题。而且，这两类国家对美国文化产业的接受程度也大不相同，加拿大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能接受美国文化的模式，而印度尼西亚与美国的文化模式则有较大距离。再以1990至1993年间进口电影占本国全部发行电影的百分比为例，还是按降次排列：智利占100%，马来西亚、比利时、加拿大、秘鲁占98%，埃及占75%，意大利、俄罗斯占72%，法国占63%，日本、巴基斯坦占58%，泰国占50%，伊朗占47%，菲律宾占38%，而美国只占22%，印度只占14%。这里存在的另一个规律是，某一民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其民族文化工业不发达的情况下，那么也将被美国文化所占领。比如说，智利之所以完全靠外来的电影支撑本国的市场，显然是本民族的电影工业不济的原故；而印度所有能比美国还要少的进口电影，并不是因为印度电影像好莱坞那样全球播散，而是由于印度电影工业发达而使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原因。固然，这里文化传统和文化政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作为世界上年产电影最多的国家，印度电影工业起码在国内市场上是能与好莱坞抗衡的。

　　再者，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对文化市场的占有也是迥异的，起码上述两组数据的比较就已经表明，电影产业与流行音乐产业及其市场就有着千差万别。由于不同文化产业在各国的开放程度、政策援助、经济支持各不相同，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出版、杂志这些美国文化产业在这些国家的深入程度就必然是多样的。从智利百分之百接受外来电影到印度主要依赖于本土的创造，这种差距自不待言。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虽然在电影业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输出，但在世界音乐市场上却有自己的地位，许多大牌女歌星都来自加拿大。相比之下，印度则刚好反其道而行之，由于它的电影工业发达而流行音乐工业孱弱，因而受到美国文化产业的冲击就相互有别。其实，不仅美国文化产业对他国的影响各异，而且美国自身的文化产业也是发展不平衡的。并非在所有领域上，美国本土产业都能占据霸权，比如在出版和杂志业上美国就并不占统治地位，美国20家最大的出版社当中半数以上是由外国公司控制的。同时，这种文化市场也是流动不居的，比如同一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可能有天壤之别。美国文化产业也在以其变动性来引导世界文化潮流，从而成为一种不断翻新的现代性象征。

　　尽管全球文化市场的发展是不均衡和异质化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美国文化产业的输出是“单向”的，即只从美国向那些文化产业劣势的国家流动，而拒绝一种反向的流动。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之一。一方面，是美国向世界各地倾销自己的文化产品，但另一方面，却限制文化和信息从那些文化产业劣势的国家向美国流动。这就是一种全球文化结构中的不平衡结构，中心与边缘的分化极其明显。美国身居全球文化的中心，自然以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向外扩张自身，它看不到他者的渗透对自身文化的建设作用。而那些居于边缘的文化，则受制于美国文化的霸权，而无法将自身的文化能量释放出来。特别是民族文化传统被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所压制，因而无法健康生长，更不用说是伸展出自身之外了。甚至在好莱坞影片内容中，美国白人英雄角色往往与外域敌人形成鲜明对峙；在美国音乐一直占据主导的音乐风格中，伊斯兰音乐这种外来成分只构成了一种点缀和修饰。如此一来，在各民族文化对美国文化认同的同时，美国文化对这些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排斥功能，也就是驱使它们不去认同自身(甚至消灭民族认同)。但问题并非那么绝对，美国文化要想被一些传统深厚的民族所吸收，就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过滤器。这就需要美国文化依据该民族传统做出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以适应该民族大众之需。比如在美国本为连锁快餐的

　　总而言之，美国文化产业形成的全球霸权，实质上既是一种美国文化“全球化”的现实结果，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逻辑延展。然而，这种美国化的趋向并非代表了一种文化“普世主义”，因为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之途应当是“多元共生”的。如上所述，在对美国文化产业雄霸全球的原因考察中，经济(自由经济与跨国资本运作)、政治(开放战略与政治权力运作)、科技(电子时代与全球媒介播撒)、文化(价值融合与文化资本输出)、民族(话语霸权与多元民族认同)占据了主导的方面，它们共同成就了美国与他者之间霸权关系的历史进程。其实，面对这种全球文化的现实境域，我们理应倡导的是一种多元文化间“对话”的健康态势和语境——力图根本上消解文化强权带来的不等价基础，而在承认东与西外部和内部差异之上，提倡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并彼此进行积极的文化涵化和文化整合，从而达到多元和谐共处。而且，健康的文化全球化主张的是一种“和而不同”，亦即多向文化流动、融通而产生的多元的文化组合形态，而非各种文化趋于同一之“同”。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也就是趋近于“同”；另一方面，却又致使不同文化间的变得差别越来越大，也就是趋近于“异”。而这“同”与“异”的辩正统一，正应当是文化全球化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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