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韩国为何会产生“外交风暴”

　　作者：李剑

　　哪个国家最能反映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毫无疑问，是韩国。曾有韩国人说，现代战争与能源和宗教冲突有关，韩国能源很少，基督教徒却很多，按理说应该高枕无忧，但韩国却要在外交上精打细算，努力避免被卷入战争。原因很简单，韩国处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之间。朝鲜完成导弹试射后，一场针对外交政策的政治风暴开始猛烈地席

卷韩国。

　　15名军界元老向政府施压

　　目前在韩国，最“炙手可热”的话题是韩国是否应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简称“战时指挥权”）。8月2日，韩国的13名历任国防部长官和预备役大将白善烨等15名军界元老参加了现任国防部长官尹光雄举办的午餐会。他们强烈敦促尹光雄立即停止要求在2012年之前收回战时指挥权。前国防部长官李相薰表示：“如果收回战时指挥权，韩美联合司令部将解散……防长尹光雄应不惜长官职位，向卢武铉总统说明情况，早下决断。”前防长金圣恩强调说：“韩军的情报能力不足，不具备单独作战指挥能力，在自主行使战时指挥权后，不能保证美国会继续给予情报支援。”这13位前防长在讲究论资排辈的韩国军界分量极重，他们主导了韩国自1963年以来40余年的国防政策，像这种“集体宣战”尚属首次。仅过了一天，尹光雄于8月3日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表示将继续推进收回战时指挥权的计划。

　　对此，军界元老们表示要再次召集会议，向政府施压。8月7日，韩国最大的在野党明确表示正在考虑提出罢免尹光雄的议案。此外，韩国战争参战有功者战友会、预备军官训练团中央会、海军战友会、空军战友会等保守团体的两万多人将于11日在首尔火车站举行集会，抵制收回战时指挥权。

　　韩国外交受到置疑

　　战时指挥权之争只是韩国政府面临的“外交压力”之一。由此引发的“韩美同盟危机论”在韩国占了上风。韩国前驻美大使韩升洲说：“韩美同盟在走向弱化甚至瓦解的道路。”《朝鲜日报》甚至认为，“韩美同盟关系濒临瓦解，罪魁祸首是现政权口无遮拦。”《东亚日报》在报道中指出，无论是发展健全的韩日关系，还是为牵制今后将全面展现的中国的帝国野心，都应该保持和加强韩美同盟。

　　除了韩美关系，韩朝关系也成了很多政治势力的打击目标。7月28日，前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崔圣奎等20多人发表了《敦促对北关系的根本变化的特别宣言》。他们要求政府别再沉迷于自傲的民族主义和自主意识，否则将在国际上被孤立。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尹永宽发表演说称：“无原则的包容政策使朝鲜狮子大开口。”首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白镇指出，“应将朝鲜导弹发射事件作为反省单相思式对朝政策的契机。”部分团体甚至提出“不能让南北交流变成朝鲜的现金流入手段。”

　　韩美、韩朝政策受到冲击的同时，韩国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也成了“箭靶”。近年来，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频频挑战邻国，卢武铉政府不得不放弃“静观政策”，转而实施“对日强硬政策”，韩国国内的反日气氛越来越浓。近期，有人对此表示忧虑，称“在反日气氛中再度过一年后巡视周围，韩国身边只会剩下朝鲜”。韩国媒体则指出，执政势力似乎坚信“日本和中国是永远的敌人”，因此认为只要与日本疏远，就能靠近中国。但现在，中国和日本“以我们疏远日本的速度”正在迅速靠近。

　　韩国为何会产生“外交风暴”

　　外交这个“相对遥远”的话题为何会在韩国国内形成一股股政治风暴呢？分析人士指出，在韩国国内，支持卢武铉总统的亲朝反美势力被称为进步势力，而亲美反朝者组成了保守势力，两者势均力敌，而朝鲜这次试射导弹恰恰激化了各种矛盾。具体来讲，韩国产生“外交风暴”有其深层次原因：

　　首先，心理与现实产生落差，这主要指韩美关系。冷战期间，韩美结成了“血盟关系”。如今，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腾飞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在韩国，有一个名词是“386世代”，即特指那些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投身韩国民主化运动、如今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认为自主地位的提升，对韩国来说顺理成章，但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美国对同盟关系的定位。

　　对于韩国提出的要求，美国总是顺水推舟。例如，韩国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时，美国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并表示，2009年就可以归还。美国人深知，韩国军方提出2012年具备监视、侦查和精确打击能力，这些能力必须在今后五六年内每年增加9.9%的国防费用才能实现。这对于目前经济不景气的韩国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美国爽快地答应之后，不仅摆脱了道义上的被动局面，而且可以刺激韩国反对党和各派政治势力反攻卢武铉政府，并为明年产生的韩国新政府“敲响警钟”。

　　其次，韩国的“外交风暴”还缘于初衷与结果的反差。从朝鲜半岛局势来看，冷战结束后，南北关系的主导者是朝鲜。但随着韩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导权逐渐转向韩国。从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到卢武铉的“和平与繁荣政策”，其初衷都是通过经济实利的付出，换得政治和解的收益。不可否认，良好的初衷已经结出了一些硕果，如高峰会晤的实现、经济交流的密切化等。但是，朝鲜也不想放弃半岛事务的主导权，它坚持以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埋单”。这造成韩国巨大的付出与预期收益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韩国百姓也开始反思，政府是否将“阳光”洒向北方，将“阴影”留在了南方。事实说明，在朝鲜半岛，韩国尚难以单方面行使主导权。而不能掌握主导权的韩国就无法与美国疏远。

　　第三，目标与环境的偏离也是重要因素。政策目标的定位，是国家实力与国际环境的预期反映。2006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五大政策：促进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均衡者”外交，面向世界与未来的全方位外交，与国力相适应的先进化外交，体现发达贸易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国民共在的开放外交。这些目标反映了韩国力求在地区与世界舞台上施展作为的迫切心态，但缺少相应的政策与手段支撑。外交努力适应不了变化着的客观环境。以韩国同中日间的关系为例。由于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韩国的大客户和技术提供者，所以，韩国提出等距离外交。可是一旦美国、朝鲜、中日矛盾等因素掺入其中，韩国就会惯性的“分边站队”。因为韩国缺少对这些国家的制约手段，只能“以夷制夷”。也有分析认为，东北亚安全体系尚未建立，韩国又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当然会向原有的美韩同盟回归。

　　最后，韩国的国内因素也不容忽视。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室主任崔志鹰先生指出，明年是韩国大选年，目前韩国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执政党在前些时的地方选举中受挫。韩朝关系对政府来说十分重要，但朝鲜的导弹试射让韩国十分尴尬。它不仅“否定了”韩国的对朝政策，而且让不少韩国人看到韩美同盟的重要性，看到了韩国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有人认为，这种心理被韩国反对党利用，再加上媒体的炒作，因而形成了一股股政治风暴。

　　韩国仍将苦苦求索外交之路

　　分析人士指出，韩国明年大选之后，无论是反对党的人上台还是执政党的其他候选人上台，都会对现有的外交政策进行修正。韩国有可能着手弥补韩美同盟关系，更加妥当地处理“自主外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韩国最近出现的向美国靠拢的势头，是一种回摆，并非意味着韩国的外交政策将发生大的变化。总体看来，韩国仍将会着力于在各大国之间寻求平衡，但亚太政治、安全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其东亚政策的调整以及韩国与邻国交往程度的加深，使得韩国又不能完全依赖原有的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对要想保持平衡的韩国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新的挑战。▲●本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丁奋英 ●徐文吉 赵东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