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美国是不败之国，还是孤独之国？

　　作者：张国庆

　　原编者按：不管美国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是否因“9·11”而变化，但无疑五年前发生的事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转折点。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为理性而热烈地谈论着“9·11”，为了纪念那些逝去的生命，也为了更加审慎地思考美国和世界的未来。美国将何去何从？——做单边主义的帝国还是世界主义的大国？她应该以何

种方式赢得他国的支持与尊重？她应该为世界做些什么？为了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推荐近两年对这些问题有不同思考的代表性著述。

　　“9·11”已经过去五年了。尽管围绕着“9·11”悲剧发生的是是非非随着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通往“9·11”之路》系列片的播放再次被掀了起来，但更多的人还是从责任追究和党派之争中跳出来，转而从美国何去何从的出发点看“9·11”的发生，看“9·11”的影响，看反恐战争的得失，看美国以及世界的未来。

　　孤立的“帝国”

　　以《文明的冲突》而名噪一时的塞缪尔·亨廷顿在“9·11”之后很快就把视角从国际转向了国内，把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提了出来。在他的《我们是谁》一书中，亨廷顿把“9·11”作为20世纪这个意识形态世纪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结束的象征，并认为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主要是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角度界定自己。而美国人则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美国该与世界各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是拥抱世界，向别国人民和文化开放，还是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改造别国的人民和文化，抑或是保持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

　　换句话说，美国是要成为世界主义的，还是帝国性质的，抑或是民族性质的？

　　在1999至2000年间出任美国反恐全国委员会顾问的布莱恩·詹金斯给出的选择是坚持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他的最新著作《不败之国：了解我们的敌人，增进自己的实力》中，詹金斯特别强调了美国核心价值在反恐战中的重要性。而在《孤独的美国》的作者斯蒂芬·哈珀和乔纳森·克拉克看来，“9·11”对布什产生巨大影响的新保守主义给出的是第二个答案，就是要去改造世界，确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美国文化的国际秩序。但戏剧性的是，这恰恰也成为了如今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就像兰德公司分析家詹姆斯·多宾斯所说的那样：“‘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将近五年时间了，美国外交没有成功地孤立恐怖分子，但却孤立了美国。”

　　硬实力，软实力

　　如今，“新保守派”的思想家和决策者们的轻率举动已成为诸多不满情绪的发泄目标。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支持极力维护美国的价值观，为伊拉克战争、为布什的“先发制人”学说、为在“无赖国家”实现“政权更迭”的想法提供了大部分理论依据。他们同时坚定地认为，推翻萨达姆是在中东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关键。 “9·11”事件发生四天后，重要的新保守派战略家保罗·沃尔福维茨敦促尚在戴维营的布什把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第一阶段的目标。而令许多美国人不满的是，伊拉克战争并未使反恐形势有所好转，相反却为恐怖主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前线。

　　而让约瑟夫·奈不满的则是新保守派过于轻视软实力，过于一意孤行。在《美国力量的悖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不能一意孤行》一书中，奈教授坦言，从军事上讲，美国是天下无敌的，但问题是，军事实力本身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变得不那么至关重要，而其他形式的实力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奈称这些其他形式的实力为“软实力”。它们包括——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跨国感染力和受欢迎的国际政权及机构在确定议程方面的影响力。

　　为了反驳查尔斯·克劳斯海默等单边主义者的“我们如此强大，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法，奈在《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着重指出，美国——这个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无法依靠单独行动来保护它的国民。事实上，鉴于国际关系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发展趋势，它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随着反恐斗争走向深入，美国人越发意识到许多东西是美国无法控制的：美国单枪匹马不可能抓获躲在全世界边远地区的所有“基地”组织头目，美国人也不可能随时发动战争而不导致疏远他国和失去缔造和平所需要的合作。在《软实力》一书中，约瑟夫·奈则进一步提出忠告：美国如要打赢反恐战争，它的领导人就必须学会更好地把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形成“可观的实力”。

　　“和解”之重要

　　“任何人都不喜欢武装的传教士”。在《鲨鱼与海鸥——法国与美国的天下争锋》一书中，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借用罗伯斯庇尔的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并以另一种方式解读美国的傲慢与偏见及其所可能导致的恶果。

　　不同于一般的批评者，德维尔潘并不陶醉于自己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的预言正确，而是希望美国能够从伊拉克战争及反恐战争的教训中体会到“和解”的重要性。这种和解既意味着美国能够更体谅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意味着美国能够重新发现和接纳他人的文化，也意味着美国能够在宽容的氛围里携手其他国家一同争取反恐战争的胜利。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德维尔潘提出了一个人们在后“9·11”时代特别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人类在疏离集体命运意识的过程中感到团结互助将成为一种新的需求，它既是初露端倪的现实，又是应尽的责任。而尤其需要布什和他的新保守派战友们注意的是，团结互助原则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在美国极力推行所谓的民主制度之前，有必要问问，自己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了什么，做了多少？

　　历史充满了如同“9·11”事件一样的转折点，但是，历史没有回头路。今天，人们更为理性而热烈地谈论着“9·11”，不是为了抱怨，也不是为了叹息，而是为了拂去身上的尘埃，撤去眼中的横梁，把过去五年间所失去的相互的理解和信任重拾起来，让美国强大而不孤独，让我们的目光更加充实而非迷惘，让各种文化百花盛开，让人们的心灵自由翱翔。如此，那些失去的生命也才真正得到了纪念。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