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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今天的言论需要怎样的文风?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8日09:10 国际在线

  作者:鄢烈山

  我曾经写过两篇关于文风的文章。一篇是2003年冬天发表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另一篇是2006年春夏之交发表的《慎言“网络暴民”》。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维护“言论自由”这一受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让人们在自由表达的环境中自我教育、自我净化从而文明成长。

  我的这个心愿不会改变,而是与日俱增地更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当下言论界存在的问题。正视与反思是改进与成长的前提。

  一

  “愤世嫉俗”从心理卫生角度讲,是一种不利于人们健康长寿的负面情感。但“怒”既是人不可蠲免的七情六欲之一,适当地宣泄使之不得郁积成疾又是可取的。

  今日中国的愤世者形形色色。粗略分析一下,大致有四种情形——我不愿说四种人,因为人很复杂,有些情形是兼而有之的。

  一是发自内心的忿忿不平。这种情感可能出于单纯的良知和正义感,也可能出于(不)公平感。当下中国令人愤怒的事太多了。

  比如最近一期(第35)《了望新闻周刊》刊载记者专稿说,今年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将达700亿元,比“八五”期间五年总和720亿略少,全年公车消费将达3000亿元!又如建行发言人就建行要大幅加薪一事对新华社记者说,“目前,商业银行的工资收入确实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享受的社会保障服务明显低于公务员水平。”(北京9月4日电)还有地方的司法部门要出台新政策为受贿官员减轻处罚找依据。

  这样的事知道得越多,越容易产生“洪洞县(衙)里无好人”的感觉。于是,在无可奈何情绪支配下骂官咒官就成了“时尚”。这也是很多政治笑话型的短信段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

  忿忿不平对于言论作者来说,最可怕的是人格分裂。因为人总是不甘心吃亏的。不公平感使我们明知不对有时也会去做,比如借用一下当官亲友的公车,在升学求职等关键时刻找有权势的亲友开开后门。我有时也自问,自己写文章义正辞严,但真的那么正直?最后,只好自我解嘲:我要是生活在德国那种只认规矩的国家就好了,大家照章办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多好,既不失尊严又不担心吃亏——在这种情形下的愤世讽时不是矫情,但言行不一,别有一种“媚俗”之嫌。

  二是移情发泄。这一点在虚拟的网络社会,在为数众多的网络“愤青”中表现最明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屈辱和挫折,深感无奈和无力,真身也没有多少话事权和话语权,于是将愤懑转移到反美仇日的“爱国主义”叫嚷中,转移到对“第三者”铜须或“流氓外教”等人的道德讨伐中,从中得到一点参与感和可怜的心理平衡。这样没头没脑还带几分假道学的起哄者,其从众心理和媚俗心态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对此,已有一些分析文章,兹不赘言。

  三是表演。最典型的当然是作廉政秀的大贪官。台上慷慨激昂痛斥腐败,台下卖官鬻爵大收发包回扣。刚落马的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是一个“作(秀大)家”。

  四是投机。对现实持严格的批判立场,本是知识分子的天命和天职。不论社会如何进步,它与人类的理想状态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何况中国尚处于“转型期”,还远未实现现代化,更需要有人拿着理想的标尺来度量现实批判现实,从而推动人们变革现实;其次,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每有改造社会“舍我其谁”的自负,要他安于现状、甘当被动的看客也难,因此说三道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几乎是本能;最重要的是,权力需要监督,有人不眨眼地盯着“找茬”,权力就会如履薄冰,不敢乱用和滥用。——这些观点差不多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社会批评特别是对权力监督的正当性,理论上舆论上在中国社会已然得到承认。

  再加上公众对腐败“现象”的愤慨,激烈地抨击现实在民间会得到敢讲真话的喝彩。

  而且,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恶攻罪”,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

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

  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

  中国古代有“邀誉卖直”、“讪君卖直”等对言官诛心的贬辞,但“直”而可“卖”也表明,士林确有不同于庙堂的评价标准存在。如今“卖直”者,看准了行情,一反常态,装得比谁都激进,皆因假扮“民主斗士”,不仅可以在民间得到喝彩,而且还可以在境外名利双收。

  我说这样的话是要承担道义风险的,但是我不怕。我崇敬那些敢做敢当、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志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敬重那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不论其身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看不起那些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人精;厌恶那些“惟我独革”,专打横炮、搅浑水,意欲通过踩损别人来掩饰和抬高自己的混混。我并不标榜“独立”,但是我所是、非我所非,谁的势力我也不想借重。

  以上说了这么多,似有违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评论时事、搞学术批评都不必追究批评对象的动机,应该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只关注例证是否真实,逻辑是否严谨;社会的进步靠的是合力,靠的是持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互相博弈,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能推动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就好。因此,我对愤世嫉俗者作以上分析乃不得已,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可以揭示某种类似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相,以期人们不为过甚其辞的表演所迷惑,不为其“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文风所感染所裹挟所同化,不要毒化了我们的言论氛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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