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后，在经济方面，虽说小泉的“励精图治”给安倍新政权留下了丰厚的经济遗产，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难题。
从好的一面看，日本经济2002年下半年走出长达10多年的萧条，并且连续4年实现正增长，增幅远高于1.5%左右的潜在增长率。目前，日本股市、地价稳定回升，不良资产处理完毕，通缩基本消除，企业效益明显上升，失业压力减轻。推动复苏的动力也逐渐从财政投
资、外需主导转向以企业设备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民需主导方向。安倍虽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小泉的改革路线，但总体上看，其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首先是消费税问题。尽管日本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趋好，但财政改革并无实质性进展。到2005年度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达774万亿日元，与GDP之比超过150%，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6.4%，上述两项指标均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而造成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入不敷出。例如，2005年度的税收仅为44万亿日元，财政支出却为82万亿日元，不足部分只能靠发行国债填充。每年用于国债还本付息的资金占了财政预算的21%，财政结构严重刚性化，政府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功能几近丧失。沉重的财政债务终归要由国民来埋单，国民的增税预期和不安心理加重，势必会直接影响消费的扩大，进而制约宏观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看，提高消费税是解决税收减少的重要途径，然而提高消费税又是最得罪选民的事情。竹下登曾因增设消费税而丢掉相印；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也因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而落马。“政治怪人”小泉没敢踩这个地雷，却把这个“礼物”留给了安倍。对安倍政权来说，若不提高消费税，不仅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恐怕连基础财政平衡的目标都难以实现；若提高消费税，就要冒政治风险，这无异于走钢丝。
其二是区域差距、贫富差距重新拉大。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后期，居民收入最高的东京与最低的冲绳之差基本在2∶1之内，如果考虑到物价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几乎看不出有多大差别。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日本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一直在0.21以下，这表明日本已成为世界上国民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来由于长期萧条和推行改革的结果，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差距及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无固定职业的临时就业者人数的扩大，使低收入人群增加；零利率的长期实施以及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提高，使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龄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日益困难，而且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也明显增加。读卖新闻社近期对东京、大阪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低收入群已占到52%，而高收入群仅占14%。这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巨大反差。由于日本国民的承受能力很低，差距重新拉大极易引发社会问题。若继续推进改革，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若着手解决差距问题，又势必会与改革大方向相悖，有开倒车之嫌。
其三是如何面对可能出现的周期性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复苏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世界经济总体繁荣的影响，也有国内推行各项规制改革和反萧条政策的驱动，更得益于民间企业长期的调整与改革。此外，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其周期作用和中国经济的拉动也有很大关系。小泉上台时，经济处于低谷，经济从低谷走向高涨是周期规律使然。小泉在经济政策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但经济却得以恢复；而安倍则未必有小泉那么幸运。他上台时，经济处于高涨期。截至2006年7月，日本经济景气时间已长达55个月，将成为战后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但是，高涨不可能永远持续，能否化解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对安倍来说将是严峻的考验。尽管现在内需的作用在增强，但日本经济绝对离不开外需。改善同亚洲邻国关系，特别是改善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关系，对日本经济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