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左派的“红色”天空
时宏远
2009年2月上中旬，印度连续发生3起警察惨遭毒手事件，共造成29名警察死亡，数十人受伤。这些事件的作案者均系近年来声名鼎沸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主义) 引起的。自2004年以来，其已发动了6000余起暴力事件，造成了至少2500人死亡。因其活动猖獗，目标直指国家政权，总理辛格称其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单一威胁。
红色与血色
印共(毛)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67年。这年4月，印度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兴起一股农民武装运动，印度官方和媒体根据事发地点将这种农村武装斗争的组织和派别统称为纳萨尔主义或纳萨尔派，也有的将其称为左派极端主义。1 969年4月，纳萨尔各派合并组建了印共(马列)。然而，好景不长，这个政党就陷入了分裂。在查鲁·马宗达总书记19 72年去世后，这种分裂进一步加剧了。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由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几个主要党派均希望能重新合并，以带领农民运动走出低谷。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9月，印共(毛)正式成立，由贾纳帕蒂出任总书记。
印共(毛)甫一成立，便显露出凌厉的攻势。其采取的第一个比较大的行动是在北方邦金道利县进行的伏击战，共打死19名警察。之后，类似的袭击活动就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2005年11月，1000多名毛主义分子袭击了比哈尔邦的杰哈纳巴德监狱，释放了大约350名毛主义囚犯，其中包括该党领导人之一的A·卡努，并抢走了几百条枪和大量弹药。这一年印共(毛)共发动了1608起暴力事件，造成了566人死亡。2006年印共(毛)发动的暴力事件次数虽略有下降，为1509次，但造成的死亡人数却上升了，为678人；2007年其发动的暴力事件又有所增加，为1 565起，造成了696人死亡。2008年印共(毛)进一步加大了袭击力度。2月，毛主义分子袭击了奥里萨邦一座警察训练学校兼军火库，打死了10名警察，抢走了一批武器弹药；6月，警方特种部队在渡江追剿毛主义分子时遭遇袭击，有3 9名特种部队官兵溺亡；7月，一辆满载警察特种部队人员的装甲车触雷爆炸，乘员24人悉数丧生，地雷系由毛主义分子埋设。
随着袭击活动的不断增多，印共(毛)控制的地盘也迅速扩大。在2003年末，印度只有9个邦55个县处于各个毛主义派别的影响之下，但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邦156县。目前，印共(毛)已在28个邦中的16个邦拥有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在600个地区中的165个地区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其活动范围从印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影响面积达9.2万平方公里，处于其影响下的人口更是多达1.8亿——也就是说印度每6个人中就有1 个人生活在印共(毛)的“红色旗帜”之下。
据估计，印共(毛)的武装人员有2.5万人，在村一级的外围成员有5万人，拥有的武器超过了2万件，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
印共(毛)并非只是一介草莽。它有着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2007年1月，其在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指导该党今后工作的5个纲领性文件——《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
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3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邦再到安得拉邦，同时寻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已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通过长时间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何能“红”
在短短4年多的时间里，印共(毛)就从一个四分五裂的小角色迅速成长为印度政府的头号威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能在印度这么一个大国里撑起一片“红天”的呢？
一是印度普遍存在的贫困。印度(毛)的支持者大都是贫困的民众，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这两部分人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1/4，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在印共(毛)影响比较大的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中央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表列种姓的人口占到了全国表列种姓总人口的55.8%，占贫困表列种姓总人口的70%；表列部落的人口则占全国表列部落总人口的49%，占贫困表列部落总人口的63%。这5个邦都是印度最贫穷的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40%，而全国为28%。由于过于赤贫，民众根本无法生存，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只好投身于印共(毛)，从而为印共(毛)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后备大军。
二是土地改革的不彻底。虽然印度在独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但是进行得很不彻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其中之一就是仍然有大量的农民没有土地或拥有的土地非常少。印度全国现在估计有1.7亿人没有土地，另有2.5亿人拥有的土地不到1/5公顷。没有了土地，农民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导致农民贫穷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也为印共( 毛)开展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条件。事实上，印共(毛)所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农民人均耕地占有量比较少的邦。例如比哈尔邦是印度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邦，占土地持有者总数67%的小土地持有者仅占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却霸占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还有400万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为了获取土地或为了土地不被掠夺，农民经常举行抗议活动。然而，这非但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反而经常遭到警察的棒打。农民对此甚为光火，在对政府逐渐失去了信心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目光投向了印共(毛)。
三是严重的种族歧视。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这种制度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各个种姓之间的往来和通婚进行了严格限制，低种姓的人不得与高种姓的人同饮同吃同住，每个种姓只能从事祖辈遗传下来的职业，轻易不得改变。这种制度不但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且还使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对种姓制度批判说：“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种姓制度及其相关的许多东西是完全不调和的、反动的、拘束的，并且是进步的障碍。在它的体制之内不可能有地位上和机会上的平等，也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更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民主。”虽然经过现代化的洗涤和印度政府的不懈努力，现在的种姓制度已与古代有所不同，各个种姓之间的限制不再那么严格，但作为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种姓制度依然在印度盛行不衰。例如在安得拉邦，低种姓必须要为高种姓提供免费的劳动和服务，虽然这是宪法明文禁止的行为，但在这里却大行其道。低种姓民众对此苦不堪言，但又无法轻易摆脱。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印共(毛)求助，因为印共(毛)坚决反对种姓制度，提倡人人平等。
四是政府警力不足。印共(毛)多以偏远的深山密林为根据地，这些地区人烟稀少，政府鞭长难及。2007年12 月，印共(毛)成功偷袭了查蒂斯加邦的一座监狱，释放了300名毛主义分子及其他囚犯，而当时坚守监狱的狱警仅有3人。这并非只是个案，在印度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在印共(毛)的影响区域，政府设置的警察站大都境况不佳，不但人手不够，整体缺员率高达35％，而且装备也比较落后，许多警察甚至连自卫的枪支都没有，一旦遇到袭击，别说逮捕毛主义分子，就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2004年印度共有100名警察死于印共(毛)之手，2005年为153人，2006年为157 人。除此之外，既有的警察整体素质也令人难以恭维。许多警察酗酒成瘾，不重视业务能力的提高，有的连一些基本的常规操作都不会。据2005年的一份调查，在贾坎德邦的一个警察训练中心，在接受例行训练时，395个警察中竟有235个不会正确使用枪支。
五是印共(毛)采取的一些适当措施。针对贫困民众关心的问题，印共(毛)适时提出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口号，如 “重新分配土地”、“推翻剥削阶级”、“人人平等”、“反对压迫”等。而针对自己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印共(毛)则实施游击战术，依靠深山老林反复运用“打了就跑”的作战方法，且昼伏夜出，神出鬼没，使装备落后又不熟悉当地地形的警方根本无法准确掌握其行踪。
苦无良方
对于印共(毛)，印度政府采取的是打谈相结合的政策。
2004年6月，安得拉邦政府与印共(毛)组建前的一个分支——“人民战争集团”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同意进行和谈。为此，邦政府接受了人民战争集团提出的一些停火条件，如停止清剿活动，收回对人民战争集团领导人的悬赏追捕，撤销对人民战争集团及其6个外围组织的禁令等。
2004年10月，安得拉邦政府与人民战争集团在海德拉巴举行了第一次和谈。会谈前，人民战争集团宣布，该集团已并入印共(毛)，并以新组织的名义参加会谈。然而，由于分歧过大，虽经过4天的艰苦谈判，双方最后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政府指责印党(毛)要价太高根本无法满足，并要求其放下武器。而印共(毛)则反指政府缺乏诚意，对贫苦民众漠不关心，并拒绝缴械投降。
谈判破裂后，印度有关各邦纷纷要求政府出台统一的政策，并向各邦派遣中央警察部队，联合各邦共同打击印共(毛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央政府2005年8月宣布印共(毛)及其外围组织为非法组织，冻结其资产，限制其活动。20 06年3月，印度内政部印发了题为《毛主义目前情况》的政策声明，要求各邦不得与印共(毛)进行单独谈判。部长帕提尔在向议会作证时说：“毛主义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头和弓箭，后来使用手枪，然后他们开始使用AK-47冲锋枪，现在他们使用手榴弹和地雷，当然还有火箭弹……面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决不能妥协，也不能与之进行谈判，除非他们放下武器。”
然而，政府的这种政策却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指出，单靠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从事情产生的根源上寻找出路，将工作重点放在对贫困民众的关注和保护上，解决其生存及平等问题，这样才能剥离民众对印共(毛)的支持，使印共 (毛)成为无源之水，最后干涸而亡。有鉴于此，2006年4月，总理辛格专门召开了有关印共(毛)的安全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对策。“一条腿”是强化警察力量，继续武力打击印共(毛)，同时创造一种宽松的招安环境，吸引更多的毛主义分子“弃暗投明”；“另一条腿”是设法减轻或消除民众被剥夺被抛弃的心情，为此，将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确保各项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的顺利实施。
然而，“两条腿走路”的实际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政府下拨给各邦的农村发展资金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或挪用，真正落到实处的少之又少(印度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一名普通印度人平均每年支出的行贿金高达2.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800元)。
招安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不仅“弃暗投明”的人数极少，而且许多人被招安后由于政府安置不善又重新投向了印共 (毛)。例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自2005年以来，投诚的毛主义分子共有282名，但仅有18人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他人要么仍在苦苦等待，要么又重操旧业。结果，印共(毛)的势力范围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日益扩大。这让印度政府头痛不已。2007年12月20日，辛格总理在有关印共(毛)的安全会议上说：“我已讲过，左派极端主义是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单一威胁，现在依然如此，他们没有一天不发动袭击。除非我们消除这个毒瘤，否则，我们不可能取得和平。”
然而，在打谈均难奏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和平，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