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起行囊，带上干粮，怀着满腔热血，听从内心的声声召唤——到汶川去！到灾区去！
　　从繁华的城市、宁静的乡村直至寂寥的边疆、遥远的海外，无数人以这样的姿态奔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从各地前往成都的飞机、火车、汽车上，满载着数不清的志愿者，也有人开着私家车、农用三轮车甚至骑着自行车上路。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发性公民行动。

去年5月12日下午的成堰高速路是绿色的海洋，约2000辆以上的成都出租车整齐地列队去灾区救援。司机们互不相识，却都保持着80公里/小时以上的车速，没有喇叭没有超车，过收费站时，对上眼就彼此笑一下。手机已经没有信号，唯一共有的信息渠道是，交通广播里主持人的焦急声音。

“我来自江苏省，是一名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代表江苏人民支援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期间，如果一旦遇难，尸体还能找到的话，捐献给医学事业。请通知我的父母和爱人。希望我的三个儿子不要悲伤，你们的老爸死得其所……”
　　 在奔赴未知的灾区前，一些志愿者预先留下了遗言。这样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让人感动，但这些遗书却显得很悲壮。他认为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行为应该建立在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下。不然再英勇的表现也只能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在地震发生的当晚，唐山农民宋志永踏上了赶赴灾区的路。
　　 次日，河北滦县五岭村的6名村民，各自带着家里3000元压箱底的积蓄，搭了一辆面包车踏上了赶往四川的道路。
　　 在山东，农民兄弟扛上铁锨和镢头，带上百斤煎饼当作干粮，乘着三轮车赶往灾区。
　　 他们抢救物资、搭建帐篷，干的是最平凡的事，却在实实在在地帮助着困境中的人们。

她在灾区，遇到许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这证明她“没有错”。
　　离家22天后，进家的第一分钟开始，肖琳知道自己“算是完了”。肖琳不得不向丈夫，向家人，向身边的小镇，一再证明自己做的是有用的，就像电影《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一生就是为了证明，只是这个证明的过程远比她奔赴震区来得艰难和周折。

汶川大地震后，无数心理援助志愿者进驻灾区。可惜，等激情退去，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的时候，真正留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已经所剩无几。有人形容地震的心理援助情况，来如蚊虫，蜂拥而至；去像鸟兽，一哄而散。
　　众多心理咨询师急功近利的表现、心存私心的“运动式”行善，不但无助于推动中国心理援助这项周密的系统性工程的建设，反而更让人怀疑种种行善行动下包裹的“小”来。

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队伍中，300万志愿者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救援重建力量，他们的热情和爱心在救灾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但是在这次突发性的巨大地震灾难面前，由于我国志愿服务法等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志愿者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呈现自发、分散和无序的状态。据此，制订“志愿服务法”成当务之急。

汶川大地震给了NGO一个操练场和正面表现的舞台。种种迹象表明，在法律地位没有解决之前，草根NGO 可能利用种种变通，在政企间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而相关主管部门的态度，亦借由大地震的特殊情境有所松动。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NGO和NPO(非营利组织)就是专门“学雷锋”的。然而，草根NGO英雄的生存之路是一段长征，远比3月5日上街给人剃个头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