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个群众运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发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等老同志也呼吁平反,新华社社长曾涛、总编辑穆青拍板刊发此报道。曾涛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穆青答:“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穆青说:“行,我跟你一块去。” [详细]
1978年,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制定的省委六条以生产为宗旨。当时副总理号召学大寨,万里说,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不久,《人民日报》发文对包产到户提出责难,万里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你们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胡耀邦多次引用民谣评价万里:“要吃米,找万里。” [详细]
198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成立知青社解决员工子女就业,计算所工作人员王洪德作为顾问,第一年率领青年们赚了60万元。海淀区工商局和中科院纪检部门开始调查王洪德,事实证明他的清白。王洪德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详细]
1978年10月,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五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他对蛇口工业区启动全面改革,涉及到了新闻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民选干部等敏感领域。面对如潮的非议,袁庚说,“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蛇口改革一共搞了将近十年,80年代末陷入停顿。 [详细]
1988年,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刊出,对中国体育体制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文中对举国体制、金牌战略、军事化管理、禁药现象多有质疑。运动员出身的赵瑜被称为“体育战线上货真价实的变节者”。
“体育的功能被颠覆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详细]
1985年,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主动要求卸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中央曾希望他到北京定居,还曾考虑把他安排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工作,在中南海办公。任仲夷坚定地拒绝了。他说,我要休息了,就在广州。任仲夷主张一退到底,只保留中顾委委员一职,并提出不保留办公室,回家办公。
晚年,每当别人来探望时,任仲夷总是打趣地说:“我1983年11月切除了胆囊,虽然没有了胆,却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可以说‘浑身是胆’。1993年11月,又把胃切除了五分之四,动这样大手术也就‘无所谓(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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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老医生桂希恩在河南驻马店文楼村发现,当地因非法采血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但当地政府百般掩盖事实,并阻挠各界对艾滋病人的救助。 当年10月,桂希恩给中央领导写信,“我担心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病更可怕的瘟神已经来到这个地区。”
2004年2月,67岁的桂希恩获得国际艾滋病预防最高奖贝利马丁奖。当月,国务院防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副总理吴仪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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