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柏老人生前住在广西省资源县中峰乡车田湾村朝宝窑自然村，有外地老板在该村投资建设一家大理石加工厂，他和另外两人合股购买了一台挖机，经外地老板同意，参与平整土地。
　　6月13日，王家的挖机要进场施工时，车田湾村村委副主任程鹏（化名）的挖机挡在路上，阻止他进场施工。
　　6月21日，他又一次开始施工时，有20多人手持砍刀和钢管，拦住他的挖机不准施工。
　　6月26日，王家的挖土机再次尝试施工时，来了五六个人拿石头砸挖机，程鹏和他亲戚的挖机仍在施工，“我父亲于是去质问程鹏的外甥程某，结果被程某开挖机碾死”。
　　当天，犯罪嫌疑人程某来到刑警队投案自首，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对于6月26日上午王庆柏死亡一事，程鹏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详细]

　　更明显的是，在工程过程中，死者王庆柏一家曾经多次受到无端的干预和死亡威胁，闹事者手持的钢管、砍刀和飞掷而来的石块无言，但是却证实了村委副主任的目的：你不把这块肥肉让给我，我就要你的命。在这个时候，和一个以与民争利为己任的官员家庭谈“公务员的责任”、“政府形象”、“为人民服务”，根本就是徒劳的。

　　如果事情可以重来一次，结果并不会比现在好多少。如果说偶然，只能说在砍刀、钢管、砖头之下，王庆柏老人最终惨死在挖土机下是个偶然，但是在维护自己和合法权益上，尤其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村官老爷相抵触时，王庆柏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则是必然的。[详细]

　　但恰恰在联产承包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

　　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其中“适度”二字既体现了新一代领导班子的踏实和稳健，也暴露了中国农村土地状况的进退维谷。

　　众所周知，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但是设计出这样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能找到吗？[详细]

　　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夺取农民利益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就像本案中所体现的一样。[详细]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意见或者声音。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的生活艰苦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领导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但是他们不总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充满压力与不安的社会，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如何拯救一个个如王庆柏一样，正在把性命游走在挖土机的履带边缘的中国农民，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