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谷力 来源：公号“錄音筆”（ID：recorder2016）
为了儿子清白，聂母张焕枝已申诉22年。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无数次坐在村子的大槐树下，遥望张焕枝上访的背影。
聂树斌被枪决后不久，聂学生吞下整瓶安眠药。虽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他却落下半身不遂。在申诉过程中，面对各路媒体的主要是张焕枝，聂学生极少开口，也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最终被判无罪，聂学生说要等张焕枝回来一起去上坟，“我要告诉儿子，安息吧，你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2013年6月2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聂庄，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聂学生不相信儿子会干出这样事，这位老人在儿子死后偏瘫至今，曾一度服毒自杀未遂。 摄影/孙湛像是一个没用的人
整个3月下旬，聂学生的生活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作为死刑犯的父亲，他依旧极少开口，也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于是，赶来的媒体越多，他越像是一个“没用的人”。
对于聂树斌案来说，2015年3月曾被视作新的节点。当时的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才利民透露，聂树斌案的复查结果“两会后将见分晓”后，全国各路的记者便掐准了时间，赶到了村子。
这是位于石家庄市西郊的一座山村。规模并不算大，有300余户居民，几排崭新的白壁黑顶仿江南式的民居，和2段已经干涸的小桥流水。
聂树斌曾在这里成长到19岁。1995年4月27日，因为8.6公里外的一具裸体女尸，他被以强奸杀人罪，执行了死刑。
但2005年1月，在一名叫王书金的犯人，交代的4起强奸杀人案中，10年前那桩“玉米地强奸杀人案”赫然在列。
也正是从那时起，聂树斌案成为了媒体报道的对象，并在去年年底达到了高潮。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
指令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在不少专家和媒体人眼中，它将意味着过去20年均没有“翻案”的聂树斌案，终于迎来了希望。
疑似伪造的签名和不存在的日期
好消息的确不断传来。在山东高院接手后，2015年3月16日，聂树斌案的签约律师，李树亭和陈光武，第一次接触到了相关的所有的卷宗。
在此之前，他们仅在河北高院看到了其中的26页。
涉案卷宗一共有4本，1700余页，在山东高院影印的同时，李树亭发现，聂树斌案在一审审判卷和二审审判卷中存在重大程序问题，目前已发现有6处聂树斌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
“聂树斌读书不多，字写得很拘谨，尤其是“耳”字的最后一竖，他都是一直拉到两个“双”字中间，但在那6处签名中，字迹明显流畅，而且没有那道长竖。”李树亭对说道。
另一份疑点来自于“不可能存在的日期。”据李树亭透露，他在在案卷中发现一份聂树斌亲笔书写的“刑事上诉状”，落款时间为“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但实际上16天前，聂树斌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在我个人看来，这个案子一定会‘再审’无疑”。走出上东高院后，李树亭不止一次对媒体说到。
这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媒体。在聂树斌家，采访经常会撞车，蜂拥而至的记者们不得不提前商量起次序，并约定好各自需要的时间。
但这一切都与聂学生无关。在院子里，无论是视频、拍照还是采访录音，张焕枝都是唯一的主角。作为聂树斌的母亲，她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这几年上诉的经历，以及对儿子的点滴回忆。
聂学生甚至很少向记者们张望，一天中除了两餐外，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会独自向村中的小广场走去，在那里晒晒太阳，和其他老人聊一聊天。
偶尔有记者问起丈夫时，张焕枝会指着脑袋表示，“他这里不太行了。”
废墟上的捡拾
张焕枝没有说谎。走起来路时，聂学生必须一边弯腰拄拐，一边撅起屁股拖动右腿。他身体的一边已经麻痹，一段不足200米的路程，需要走上20分钟。
进入3月以来，只要不是天气太差，聂学生都会在清早拎着一个空油漆桶出门。而每走上一步，他都需要先将空桶掷在身前，等待赶上后，再抓起再掷到更远的地方。这个动作一直会重复到广场不远处的一片废墟前。
废墟是一处准备翻盖的民居，被推倒的墙体还没有被清理走。每天早上，聂学生都会爬到上面，在砖头的缝隙中，寻找着残破的窗棂或废弃的木质家具。
这些木料会成为中午起火做饭的材料。在将油漆桶装满后，聂学生便会把它摆在路旁，独子向对面的小广场走去。
没有人会偷走他的油漆桶。在村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他的遭遇，也认可他的为人。在紧挨他西侧的邻居眼中，聂学生是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
当聂学生站在废墟上时，经常会有骑车而过的村民，跨下车来，一边嘱咐他小心，一边等着他平安地爬下。
因为翻检碎木，黑色的泥垢，布满在聂学生双手的皱纹里。一套同样斑驳的棉衣裤上，挂着几处补丁。
填满油漆桶后，聂学生通常会坐在小广场上的一颗大槐树下。它正对着村中往来的大道，在过去的10年里，他曾无数次坐在这里，遥望着妻子上访的背影。
没有征兆的自杀
聂学生是在1996年倒下的。在儿子被枪毙的几个月后，他选择了自杀。
事情出乎张焕枝的意料。她清楚记得，就在得知儿子死讯的当天，他还曾告诉自己“我们要坚持下去。”
聂学生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1995年4月28日中午，他像以往一样，骑到看守所，准备为儿子送去短袖的衣服时，一位内部的小卖部员工告诉他，“你儿子昨天已经走了。”
“他回来后告诉我，那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把车骑回来的。” 张焕枝回忆道。
当时张焕枝正躺在床上，她清楚地记得，聂学生进屋后的第一句话是，“我告诉你个事情，你一定要挺住！”
张焕枝怎么也没想到，聂学生会被这个消息击垮。在那个下午，当聂学生把听来的消息说完后，一头倒在了床上。
“咱们要去问问。”许久后他悠悠地说道。
“人都枪毙了，问有什么用？” 张焕枝回道。
“不行，必须问！”一向温和地聂学生，强硬地说道。
很多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聂学生也许是当时唯一坚信儿子无辜的人。
在聂树斌被捕后，警察曾带着一张写有聂树““强奸杀人”逮捕证，赶到了聂学生工作的石家庄联碱厂，让他当面签字。
那一刻，一向老实的聂学生，曾高喊：“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
在儿子被枪毙后不久，张焕枝在一天早上，突然发现聂学生开始沉睡不起。“怎么推也推不醒，”在村里人的帮助下，聂学生被送进了最近的医院。
他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虽然经过洗胃捡回了一条命，但几个月后，他便患上了半身不遂。
张焕枝还记得，在睁开眼的那一刻，聂学生告诉她，“我真的不想活了。”
最早反应过来的人
“其实聂学生是最早反应过来的人。”最早报道此案的记者，当时还在河南商报机动部的范友峰告诉《錄音筆》，当得知王书金落网后，聂学生的反应，让他印象深刻。
“那是在2005年3月，当我知道王书金交代‘玉米地案’后，一直特别犹豫要不要这对父母，生怕这个消息会让他们接受不了。”为此，范友峰特意把张焕枝、聂学生叫到村长家中。
“起先，张焕枝对我十分警惕，始终不肯告诉我她的儿子是谁，因为什么被枪毙，聂学生则一直在沉思。”范友峰说道。
几经考虑后，范友峰把王书金的案情作了简单的交代。“我记得张焕枝听后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聂学生告诉她，‘儿子是被冤枉的，他（范友峰）是帮我们的。”
据范友峰回忆，当听到“有人交代了玉米地案后”，聂学生便颤抖地重复着，“我儿是被冤枉的，我儿是被冤枉的……”
离开时，聂学生曾坚持要把范友峰送到门口。
“这完全就是个冤案。”范友峰告诉《錄音筆》，时任河北广平公安局副局长的郑成月，曾在看过缉拿卷宗后告诉他，把聂树斌当作犯罪嫌疑人，完全没有任何证据。
“郑成月告诉我，卷宗仅仅说，在一次排查的过程中，便衣发现聂学斌试图逃跑，然后便将他控制住。”范友峰说。
当年发表在《河北法制报》上的一则，名为《青纱帐疑案》的通讯中，曾这样写道：“根据专案组综合查访情况判定，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很可能就是强奸杀人案的凶犯……他（聂树斌）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干警们巧妙运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终于在9月29日供述了拦路强奸杀人的罪行。”
呆呆地遥望
“来咱们一起吃饭。”3月20日中午，张焕枝在家中热情地招呼着两家媒体记者坐到桌前，一定要对方一同吃过午饭后再开始采访。
几位赶来帮忙的亲戚也坐在桌边。主食是热汤面，为了招待记者，张焕枝特意买了根火腿肠，切成了薄片。
聂学生没有同席，在不远处的一间小屋里，他和一只小猫，静静地吃着馒头。
张焕枝心情很好，她告诉两位记者，现在的感觉“真是像迎来了曙光一样” 。
为给儿子讨回清白，张焕枝几乎每隔一月便上访一次，当需要找回儿子的判决书用于上诉时，她甚至低着头，走进受害人的家中，忍受着对方的辱骂。
而据李树亭律师回忆，几天前，在山东高院的接待室里，当第一次听说所有卷宗都可以向律师开放后，张焕枝甚至突然放声大笑。
“当时连我都有些被感染了，那就像是长期压抑后的一种释放。”李树亭对《錄音筆》说道。
午饭很快吃完，张焕枝在记者的要求下迅速进入了采访状态。当第一家记者在院子里举起照相机时，聂学生拎着油漆桶，一步一步向门外走去。
1个小时后，他在大槐树下坐了下来。停在不远处的出租车上，又下来了几位记者打扮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认出聂学生，快步向前走去。
聂学生也没有露出任何表情，他把拐棍放在一旁，双手撑着膝盖，呆呆向大路的另一端望去。
在黎明到来前的最后一刻，似乎只有他总忘不了，无论结果如何，自己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本次采访时间为2015年3月）
责任编辑：刘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