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反恐属克格勃的职责范围。据1958年12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条例”，克格勃的功能一共9项，其第二项是，“打击间谍、颠覆、恐怖主义及其他爆炸活动”，第三项是“打击反苏维埃及民族主义因素的敌对活动”。克格勃部门繁多，职能全面，各部门均有协同反恐的责任。为预防威胁政权的现象出现，维护国家的稳定，克格勃对国内各种不稳定苗头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与预防，由此带来了僵化的稳定。依据苏联刑法典第70条 “反苏鼓动和宣传”及第190条对“传播诋毁苏维埃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显而易见的谎言”的处罚，对包括恐怖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非社会主流观点的散布进行有过之无不及的预防。尽管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稳固政权有过血腥的斗争，但政权稳固后的苏联至解体前恐怖事件仅有零星发生，这与克格勃高效的工作机制、过度的社会控制有密切关系。俄罗斯是苏联遗产的最大继承者，现行俄罗斯反恐机制亦有对苏联反恐机制的延承，研究苏联反恐机制是我们理解现行俄罗斯反恐机制的出发点。
一 苏联克格勃反恐机构
1954年3月13日，苏联成立了形式上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实际上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成立之初的克格勃，由对外侦察局、反侦察局、军事反侦察局、秘密政治局、经济局、运输局、监控局、加密解密总局、党和政府领导人保卫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指挥局、调查局、核工业特别处、业务技术应用处、提供密码工具与用于特殊目的的文件及文件与笔记检查处、无线电反侦察处、提供特殊技术处、政府通讯处、档案登记处、监狱处、人事局、教育机构局、总务局、计划财务处、动员处、会计科组成。
从成立之初，克格勃就是对国内外都负有情报任务，拥有技术、人力手段，涉及多种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集情报、安全、保卫于一身的多功能情报机构。苏联规定反侦察任务包括“发现、预防与清除间谍、恐怖主义、颠覆以及其他敌对组织、境内外资本主义国家思想中心与外国反苏组织的侦察行为”，因此，反恐任务在反侦察局及军事反侦察局均有承担，而对外情报局的“К”局(反侦察局)亦承担有防止恐怖分子入境的任务。苏联反恐任务主要由1967年成立的五局承担。
1967年6月，新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国内反苏活动情况，认为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是“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教派别主义者的反动活动”。在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下，1967年7月克格勃专门成立了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机构，即克格勃第五局。其基本任务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对一些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苏联各地的犹太人、亚美尼亚、沿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等表现出明显分离意识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严格的监控，建立情报网，同时对要求移民的少数民族公民进行严格审查。
五局共有15个处，其中五、六、七、十一处有明确的反恐任务。五处给予地方克格勃机关帮助，防止出现大规模反社会现象；侦察匿名散发反国家传单者，或号召以暴力手段危害国家行为的人；预防恐怖主义倾向的检查和组织工作。1969年8月，在五处“反恐”组基础上成立了七处，职能是“揪出并检查出于反苏目的企图使用炸药和爆炸装置的人”，该处下设侦察实施恐怖袭击的匿名传单作者组、反犯罪组，在地区分局和处机关还有监督工作组。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克格勃恐怖主义倾向、意向和行动的情报都归口于七处。1977年成立了十一处，职能是“为粉碎敌人和敌对分子在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准备和进行期间的各种破坏活动而开展肃反工作”。在奥运会闭幕后，该处被责成对体育界、医疗卫生界和科研机构进行监视。据情报对外国公民的恐怖嫌疑的侦查由克格勃第二总局实施。1989年年末这项工作交由十一处担任，该处常与七处一起开展工作。反恐部门加入防止西欧恐怖主义渗透的任务。1982年，五局编制424人，123个州平均每州有200名谍报人员，总人数达到了25 000名，在国内形成了严密的监控网络，以“可靠地掌握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监视社会的精神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之后，1989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令撤销了五局，在其人员和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宪法制度保卫局”，从而使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思想在克格勃体系部分得以体现，使克格勃的工作性质和职权范围发生了转变。
尽管克格勃具有极强的情报能力，但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没有反恐行动部队，也造成了反恐行动的迟滞。为预防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出现慕尼黑奥运会类似惨案，同时应付苏联国内已经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1974年7月，安德罗波夫下令在克格勃系统内组建特种小分队，隶属于克格勃七局， 直接归总书记和克格勃主席领导， 任务是在国内外打击恐怖活动。这支反恐分队被定名为A小组，即后来的阿尔法小组。A小组的成立是苏联反恐机制的重要变化， 从此苏联形成了情报、决策和行动“三位一体”的反恐机制， 这种机制切合实情与实战需要， 保障了苏联时期反恐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30余年的调整后，至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克格勃由以下单位组成：秘书处、直属克格勃主席的顾问组、公共关系中心、对外侦察局、反侦察局、军事反侦察局、保障交通设施安全反侦察局、保障经济安全反侦察局、监视局、加密—解密局、档案登记处、窃听电话与场所、为高级领导提供核避难局、电子侦察局、保卫局、宪法保卫局、打击有组织犯罪局、特种业务局、边防总局、分析局、检验局、技术业务局、调查处、政府通讯局、人事局、总务局、军事建设局、军医局、计划财务处、动员处、司法仲裁处。
八一九事件后，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效仿美国情报模式对克格勃进行了彻底改组：分离对外侦察局，成立苏联中央情报局；分离负责通信、密码破译及无线电侦察的部门成立了政府通信委员会；分离边防总局成立保卫苏联国家边界委员会的委员会；分离保卫局成立保卫总局，剩下的部门组合成苏联跨加盟共和国安全局。这五个机构彼此平级，各负其责，由总统直接领导，从整体上改变了只有一个中央集权情报机构，党政和军队两大情报系统并存以及情报与反情报合一的情报体制。
二 苏联时期反恐机制的运作
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每任克格勃主席都是苏共政治局的正式成员，直接向总书记负责。其分析局处于情报系统的塔尖位置，汇总克格勃、外交部与军事情报单位情报。分析局局长向克格勃主席汇报情报，重要情报也可越过他直接向克格勃主席汇报，克格勃主席再向总书记每日汇报国内外大事。克格勃体系呈金字塔状，由总局向地区分局实施垂直管理，职能涉及国内各个领域，其强大的基座是无所不在的情报收集网络，通过线人与告密者对各种不稳定局势进行严密掌控。在机构设置方面，为预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克格勃下属系统按职能进行细密的机构划分，各司其职。细密的职能划分也便于专家的培养，克格勃有完整的行动、技术、收集、分析等情报专家。集权式的领导体系职责分明，日常工作中，有不同职能部门在收集、分析、汇总情报，当突发事件出现时，决策部门有充分的权力协调克格勃系统内不同职能单位解决问题。在几十年的运作中，克格勃情报、行动、决策“三位一体”机制已渐瑧完善，其特点是垂直领导、高度协调、有机统一。其中情报搜集和行动力量的统一是重中之重，统一基础上的协调是灵魂。
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克格勃十分强调预防性措施的采取。五局通过“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五局七处十分重视侦察恐怖威胁匿名文件作者的工作。克格勃工作经验证明，实施恐怖活动前，恐怖分子往往会散布此类威胁信息。五局七处通过查找爆炸品也预防了大量恐怖事件。前克格勃五局局长菲利普·博布科夫(Филипп Бобков)披露，70年代的恐怖分子意图通过爆炸，造成无辜群众的死伤以挑起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五局存在的20年里制止了大量此类案件发生，其间仅发生5起爆炸事件。如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克格勃侦查到了大量恐怖威胁情报，据此在莫斯科郊区进行搜查，查获了多个爆炸物。克格勃据情报预防了1985年莫斯科国际青年大学生大会阿富汗圣战组织的恐怖活动[12]。预防方面各单位的协同也十分顺畅。如1988年里根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有线索称将有人混在6 000名记者中准备刺杀里根，通过一、二、五总局的协查，掌握了刺客身高、身份，最终在里根欢迎仪式前15分钟抓捕了刺客。同时，五局还与内务部联合监控枪支保管。
负责军队反恐的克格勃三局工作人员大都具有克格勃干部和军队指挥官的双重身份，除服从正规的管理体系，暗中又有一条操纵着他们的秘密系统，从而形成一张遍布全军的巨大情报网。当两个上级的命令发生冲突时，克格勃军官可以拒绝执行军队一般指挥官的命令。三局不仅揭露和调查武装部队人员的政治罪，还用各种 “预防性方法”来防止这些犯罪的发生，包括在武装部队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及派人深入部队与个人谈话。
据克格勃1989年的统计，当年因有恐怖主义倾向而被监控的苏联人有130名，预防了3起劫机事件，对被告发有劫机意向的140名公民进行了监视，有 384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被拒绝入境，根据已获情报对899名外国人的入境进行了监控。1989年10月26日，时任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首次披露，1970~1980年代克格勃粉碎了多起制造恐怖事件的企图，涉案人数达1 500多人。因克格勃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苏联时期发生的恐怖活动寥寥无几。
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方面，克格勃的反应十分迅速、及时，并善于延伸办案。1977年1月8日莫斯科连续发生三起爆炸案，致死7人，伤37人。经过艰苦的调查，查明了犯罪嫌疑人，同时，调查人员设想，连续爆炸案应该还有其他爆炸点，最终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发现同样的未爆炸装置。克格勃由于侦查手段齐全，各行专家众多，工作效率很高。如80年代末在莫斯科地铁发现两个自制爆炸装置，克格勃首先使它们失灵。其次，专家通过鉴定爆炸物上的植物确定了制造地点，从而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A小组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不仅善于处突反恐，也善于与恐怖分子谈判。苏联时期在历次执行反恐任务中总能取得不菲的战绩。 1979年至1991年，阿尔法在国内共参与了16次反恐等解除危机活动，仅牺牲1名军官，均通过战斗或谈判解除了危机。在反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克格勃采用了严酷的打击手段，甚至不受信仰与道德约束。比较著名的案例是1985年黎巴嫩真主党对苏联驻贝鲁特大使馆4名外交人员的劫持案，克格勃随即抓捕了相关的真主党领导人并虐杀之，将其尸体送还恐怖组织，附加说明，“如果不释放其余3名苏联外交官，其他真主党领袖也将以同样方式结束生命”。此后，再未出现类似情况。
在惩治方面，苏联有驱逐出境、流放、监禁、关押进“特种精神病医院”、预防警告等不同等级的措施。据1975年克格勃的一份报告，当年有“25名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煽动其他反苏行动者，被通过移民渠道驱逐出境”。1967~1970年，政治犯达2 456人；1971~1974年，政治犯达2 423 人。L。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披露：安德罗波夫等人“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们大为震惊……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 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预防性警告”制度是汲取了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而建立的预防性谈话机制。克格勃认为，恐怖活动是不良社会倾向的极端表现，比较危险的是境外思想中心、西方情报机构、北约等组织力图挑起苏联境内的恐怖活动。威胁性“预防警告”机制可以对不良社会倾向防微杜渐。“预防性警告”制度以广泛而深入的线人和告密者为其正常运作的前提，克格勃工作人员据情报威胁当事人不接受警告的严酷惩处，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压迫。如果受警告者不听警告的话，也确实会遭受严厉的惩处。预防警告过程会记录进克格勃档案，当事人自此列入档案登记处的黑名单，成为克格勃重点关注对象，这种关注提醒当事人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三 对苏联克格勃反恐机制的评估
1.苏联克格勃的反恐机制在操作层面上是行之有效的
60年代末，国际恐怖主义开始快速崛起，极端宗教派别在全世界传播教义。1968～1975 年共发生913 起“国际性和跨国性恐怖主义事件”。在1985年苏联大使馆成员劫持事件前，已有诸多轰动性国际恐怖事件，如1983年4月18日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工作人员被穆斯林圣战者杀害60人；同年12月，圣战者又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贝鲁特机场的兵营，杀害241名美国军人；1984年1月18日穆斯林狙击手射杀贝鲁特美国大学校长；同年，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绑架并杀害了中央情报局驻贝鲁特领导人。国内方面，当今恐怖活动的根源在苏联时期亦有存在。民族问题从沙俄时期就已经存在，苏联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民族问题进一步尖锐。但克格勃存在的几十年里苏联社会一直保持稳定，轰动性的恐怖事件罕有发生，是其强有力的工作机制的成效。
苏联的反恐机制在克格勃体系下运作，克格勃主席每天向总书记汇报国内外重要情报，对总书记有极强的影响力。克格勃在职权范围内有高度的自主决策权，采用垂直管理体系，明确划分职责，在反恐方面掌握着情报、行动、技术全方位手段，有着完整的培训体系，专家专长，从而使其无论是防范性反恐，还是应急性处突，都应对裕如，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它很好地履行了维护国家政治体制的工具职能。
2.对克格勃的过度依赖使苏联并未建立真正的全国反恐机制
克格勃自成系统，逐级向上负责，最后权力归于主席，由主席向总书记负责。它具有凌驾于各级国家机关和领导人之上的特殊职权，执行“秘密警察”的权力。苏联社会各层次认为克格勃被赋予了无所不能的职权，因此，地方政权机关在出现不稳定因素时表现出了怕担责任、掩盖问题的作风，从而留下极大隐患。如 1973年莫斯科3起系列爆炸案的肇事者是亚美尼亚的秘密民族主义组织。但这桩案件仅在刑侦部门和法院履行完对罪犯的审理就结束了。亚美尼亚共和国政权向人民隐瞒了事件真相。该国第一书记指示，所有亚美尼亚文的报纸都不准报道这个事件。法院审判罪犯的纪录片仅限于党的高级干部观看。政权当局认为，“既然是契卡，就应该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既然已经发生，就让克格勃自己去解决。没有人愿意探究问题的本质，没有人愿意去理解这个问题——只有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的发生。甚至过了数年之后，当亚美尼亚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很严重，民族党越来越活跃地传播自己的思想时，地方领导也没有予以反击。”在博布科夫回忆录中反映出，类似民族问题在苏联诸多民族共和国都存在，产生的根源多种多样。但各地方政权采取的态度与亚美尼亚相似，回避、漠视，听之任之，“即使是最严重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强力手段只能解决事情本身，但事情发生的根源是需要社会各界积极努力，逐渐消除的，地方政权的消极态度致使苏联的民族问题始终处于强力压制状态，一旦出现适当时机，必然爆发。
与此同时，中央领导机关对民族不稳定因素也未出台有效的策略，一直拖延问题的解决。“他们生活在某种无法理解的理想和谐梦境之中。大家都愿意看到绝对团结一致、各个民族和种族和谐统一的情景。他们把这样的梦境当成了现实，却把亟待解决的问题束之高阁”，但事实上“在苏联很难找到哪一个加盟共和国里没有会导致民族间冲突的民族问题。这就要求党认真对待”。“五局的困难在于，很多高级领导人都对现存的问题作壁上观。自然地方当局的领导们也就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可以不负责任了”。“在漫长的岁月中，苏联各地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冲突，假如中央能够及时、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本来是能够解决的。但是他们除了高呼‘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口号之外，并没有采取哪怕是微小的行动。结果民族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了真正的国内战争。”“国家领导人只是一味地把问题压下去，尽量不让问题浮现到表面上来。他们尽量保持沉默，把民族的矛盾隐藏起来，并不关心将来如何解决。”可以说，反恐在苏联一直是以克格勃为代表的强力部门在演独角戏，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措施并未跟上，以至于问题发展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3.思想钳制制度为苏联末期各种极端主义思潮与运动的井喷埋下了隐患
对不同政见者的严厉打击使苏联公民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状态，不少人出现了心理障碍和精神扭曲，社会氛围十分紧张。为改变这种状态，博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公开性”为先导，他说，“实不实行公开性原则不是一个一般问题，而是原则性问题、政治问题，是改革不可逆转的保障”，“公开性就是让人民群众知道一切，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29]。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指出，要相信已建设社会主义70年的苏联人民有鉴别是非的能力。公开化的措施还包括恢复“历史真相”和“历史公正”，为无辜受到镇压的党内外各界人士恢复名誉。1990年6月，《报刊和其他大众媒体法》通过，废除书报审查制度，1990年通过《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各种媒体成为激进民主党人的讲台，也成为对一些尖锐问题，以及在恢复“历史真相”、“历史公正”旗号下极端民族主义蔓延的平台，一些学术投机者和政客不惜任何代价调动起人民的民族情绪。在许多人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和价值追求，精神空虚广泛蔓延时，极端民族主义以及之后由境外势力传入的极端宗教也乘虚而入，占领人们的精神世界。1988～1991年间，在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基础得到确立，出现了许多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如巴尔卡尔人的“Ныгъыш”和“Бирлик”；卡巴尔达人的“Ашамаз”，“Адыгэ Хасэ”，克里木人的“Тенглик”和列兹金人的“Садвал”等等，80~90年代共出现了约90次这样的民族运动[30]。
4.克格勃被妖魔化，导致其在苏联末期解体，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
克格勃布设了“无处不在的居民监视系统，在各个领域组成了一支人数难以计算、拿报酬的秘密工作者大军”。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间极大地扩张了克格勃势力。至80年代末，克格勃分布在全世界的工作人员约9万，另有职员、警卫人员、边防部队和特种部队约40万人。所有高级官员都认为，他们的办公室和电话已被窃听，因此都非常谨慎。领导人之间基本上没有个人交往，彼此没什么好感，互不信任。公开化的舆论中，克格勃越来越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和目标，成为“斯大林主义恐怖和罪行”的主要责任者，反克格勃浪潮迭起。
克格勃的权力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顶峰。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首任苏联总统，任命了包括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内的13名总统委员会成员。中央政治局失去权力，实权在握的克留奇科夫成了二号人物。“国家所有领导人，包括一号人物在内，实际上都掌握在克格勃手中，因为所有为一号人物服务的人归克格勃主席领导”。1991年8月19日，八一九事件爆发，幕后主使被认为是克留奇科夫。关键时刻，“阿尔法”拒绝执行攻占议会大厦的命令，此后，部分军队倒戈，政变失败。事件尚未平息，针对克格勃的清算就开始了，克格勃解体，分成五个平行的情报安全机构。从此，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集情报、安全、保卫职能于一身，各单位各司其职，但又高度协调统一的强力机构衰落，广布的线人网络或停止工作，或被暴露身份，情报与行动专家多被解散，苏联末期至俄罗斯前期向 “民主化”过渡的漫长时期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被严重削弱了。俄罗斯恐怖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良好的滋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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