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引导人们（德拉克罗瓦）
文/张浚逸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能感觉到，有一些性格特质往往会被打上 “男性” 的标签，比如坚强、果敢、理性；而另一些性格特质则会被打上 “女性” 的标签，比如温柔、犹疑、感性。
而女权主义运动和性别平权运动一路发展壮大的过程，在经历了各种磕磕绊绊、悖论挣扎之后，最终指向的目标，恰恰就是打破任何性格特质的性别标签。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社会，是一个女孩可以自由选择当 “假小子” 或者 “乖乖女” 的社会，也是一个男孩可以自由选择当 “娘炮” 还是 “硬汉” 的社会。
“自由女神” 为什么是女的？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曾经创作出一副极其著名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以纪念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画面中，一位名叫玛丽安娜的女子高举红白蓝三色旗，号召身后的人们起来革命、奔向自由。 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值得玩味的问题：为何是一位女性，而不是一位男性，来代表法国的共和制度呢？
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给出了这样一种解读： 传统的 “旧制度” 是一套以男性为主导的制度，正像那些刻在凡尔赛宫天花板上的男性君主与英雄人物一样；而共和制度对旧制度的颠覆，就像是女性对于男权的挑战。
女性的形象之所以被赋予自由、解放的色彩，离不开近代欧洲在启蒙运动后高涨的理性主义。十八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 1792 年出版的《女权辩护》可谓是女权主义思潮的奠基之作。她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女性具有理性素质，并应受到理性教育，社会才能得以进步。
不过她论证这一观点的方式，则带有某种功利主义色彩：在一个社会中，女性担任着影响、启蒙下一代的重任，如果女性不能接受理性教育，这会进一步波及她们的子女，导致社会的退化。
和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 沃斯通克拉夫特推崇理性，认为多愁善感的感性会削弱社会的根基。但她同时也主张，“感性” 这种特征并不由女性独享，现实生活中多愁善感的男性大有人在，“感性” 或是 “理性” 都不应被贴上性别标签。
这种女权主义思潮最终和共和主义思潮走到了一起。 如果共和革命的目标是消灭所有特权，那么男性的特权在共和体系中自然也丧失了正当性。一个理想的共和政府应代表所有男女公民的意见，而不仅仅只是男性。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女权主义和共和主义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玛丽安娜能在《自由引导人民》里作为争取自由的象征，带上原为男性专享的弗吉尼亚帽；这同时也是为什么，英国和俄罗斯会选择不列颠尼亚和俄罗斯母亲这样的女性形象作为国家的象征。
女王有做 “女人” 的权利吗？
女权主义运动在政治领域里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女性有可能获得那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能具有的特质(比如积极的政治参与)，而另一方面也尽力捍卫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保有自己特质的权利、拒绝一味地向 “男性特质” 看齐。
这一点，可以从两位英国女王的对比之中看出来。在 16 世纪，伊丽莎白一世为了维持与男性君主相同的强硬形象，必须得保持单身，以避免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形象让英格兰的国家利益受到伤害。这种 “童贞女王” 的统治模式仍是男性的。
而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实行统治时展现出了多种不同的特质：她既可以以印度女皇和欧洲祖母的身份 “母仪天下”，也可以是现代立宪君主制和责任内阁制的推动者 。维多利亚女王并不再需要骑着高头大马展现自己的男性特质了。相反， 她可以借助自己身上具有的各种在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 “女性特质” 的气质，保持与政治的适当距离、减少君主对政治的影响力，从而推定英国君主自我限权的进程。
妇女解放 = 像男人一样？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政治参与转向日常生活，一个悖论逐渐出现在我们眼前：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传统意义上的 “女性特质” 却失去了女性的认同。这一现象在 20 世纪上半叶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女性也需要变得更加强壮，抛弃各种阴柔特质，去成为 “跟男人没什么区别的女人”。
换句话说，男女的平权是以女性向男性靠拢的方式实现的。共产主义浪潮在 20 世纪的盛行进一步助推了这一趋势：无产阶级女战士，无产积极女革命家，无产阶级的女工人，这些形象和男性又有何区别呢？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庞大需求，也要求女性走出卧室、走向工厂，与男性共同分担体力劳动工作。
一定程度上，这种要求女性向 “男性化” 方向发展的风潮的尝试也起到了打破性别壁垒的正面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抛出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果男女平权意味着女性应像男性一样，那么传统的 “阴柔小女人” 形象是否就毫无意义？女性是否就失去了当 “小女人” 的权利？换句话说，阴柔这种特质是不是就活该被唾弃？
这些问题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至关重要、却常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对于那些具有 “阴柔小女人” 特质的男性，他们是否还能坦然做自己？
从 “娘炮危机” 到 “肌肉崇拜”
“娘炮” 一词的出现，就是上述棘手问题的直接反映。作为对具有传统意义上 “女性特质” 的男性的贬称，这个词语生动地体现出这些男性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更糟糕的是，这种 “娘炮危机” 又与同性恋议题产生了不可分隔的关联性。一个气质阴柔的男性，又很大可能被怀疑成是同性恋；而被怀疑成同性恋，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则会面临直接的人身威胁。
对于男性而言，拥有 “女性特质”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灾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女性呈现 “男性特质”，不仅不会被社会所否定，在某些语境下甚至还能受到额外的肯定。
这种 “娘炮危机” 的根源是什么？一些心理学家提供了自己的答案。
弗洛伊德认为，女孩在 3 至 5 岁期间存在对阴茎的无意识羡慕，这使得女孩很容易产生 “成为男孩” 的愿望。而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则认为，女孩渴求的并非是对阴茎本身的羡慕，而是对传统意义上的 “男性特质”——如力量、勇气等——的追求。
而德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指出，男孩同样也会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怀孕生育的能力产生自卑、对女性的子宫阴道产生羡慕。罗伯特·麦克艾文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提出一种全新的诠释男性气质的角度：男性对子宫阴道的羡慕，促使男性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建立起众多与 “女性” 相对立的特质，以弥补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
这样看来，对 “女性特质” 乃至 “娘炮” 的厌恶， 这些种种在如今看来属于典型 “直男癌” 的症状，实质上来源于男性缺乏完整性别认知与心理安全感的体现。这种不安全感进一步发展，就成了肌肉崇拜——显而易见，肌肉应当是最为明显的和女性相对立的特质了。
“肌肉崇拜” 是权利吗？
肌肉崇拜现象不仅体现在异性恋男性身上，更为显著的是体现在同性恋男性身上。男同性恋群体中热衷健身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同性恋刊物上也常常出现以 “秀肌肉” 为主题的色情内容，这些现象似乎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必须注意，所谓的 “肌肉崇拜” 并不是一个在各种文化中都广泛存在的现象。在东亚社会与西方社会，大众对健身文化乃至健身文化下的 “肌肉男” 的定义是不同的。在西方，“硬汉” 这一荧幕形象应是包含肌肉的；而在东亚社会，“硬汉” 形象则更多取决于外貌与性格因素。同时，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类似于施瓦辛格这样的人物形象，其受欢迎程度也不能与美国等量齐观。[vi]
照这样说，肌肉崇拜并不一定都是男性缺乏心理安全感的表现。恰恰相反，肌肉崇拜在男性同性恋人士中的盛行，可能恰恰代表着一种更加开放的性别观：在一个价值取向越发多元的社会，如果异性恋男性有充分的权利去欣赏女性的身体，那么同性恋女性也应拥有同样的权利来公开欣赏女性的身体；同理，异性恋女性与同性恋男性也应拥有公开欣赏男性身体的权利。
什么是真正的性别平权？
真正的女权主义、乃至于性别平权运动，所代表的其实就是这种含义。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层目标，并非是对传统意义上 “女性特质” 的否定，更不是鼓励所有女性都去拥抱 “男性特质”，而是追求一种不存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认知体系、彻底打破 “男”、“女” 两个类别的桎梏。
我们需要刚毅的 “帅” 女生，也需要温柔平和的 “美” 男生，更需要包容与尊重多元的性别认知。我们的社会有人喜欢杰森·斯坦森，同时也应该允许有人喜欢贾斯汀·比伯。
终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八块腹肌的黄景瑜们与张牙舞爪的小娘炮们都站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想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这是一件纯粹取决于个人意愿的事情。
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 “娘炮” 等少数群体能在众人面前不再畏惧、毫无顾虑地做自己的社会。
（首发公号“政见CN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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