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发言，我被市领导打断……
文/王夕源
1993年我初当政协委员时，还是一名埋头搞科研的未婚青年。虽然27岁起已分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但过而立之年却“突然”让我参政议政写提案，还真不知如何下手。第一次参会竟一言未发，扮演着酸溜溜的“学习”角色。
也许是领导有意栽培，当年又把我调入了以参政议政为职业的党派机关，将高工换成了没有级别的科员。没有岗前培训，我只好拿提案当科研，当年也熬出了第一份提案。从1994年起，我提交了建立社会保障解决养老问题、幼儿园不应实行寒暑假、国有集体企业领导离任调任应审计、公交车不该成为“公仆”的禁区等十几件提案。没想到，这些当年被“笑话”的选题，待公车改革后就全部实现了。
担任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委员的23年间，我共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700多件，被称为“提案大户”。如今，在提倡“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的年代，以数量博彩的“提案大户”就难免遭非议。但每当有官员说“我们要质量不要数量”时，我也会辩驳：谁敢说那些几年甚至几届都不提提案的委员，一定是在准备质量高的提案？谁能保证自己数量少的提案，就一定比别人数量多的提案质量好？在这里，我也不是吹嘘自己有多牛。我只是觉得，政协委员里那么多聪明的脑袋，用心点、勤勉点，就是数量大、质量优，要做到也不是不可能的“神话”啊！
哦，想起来了，我那几年当青岛市政协委员，恰逢俞正声同志任市委书记。那时，每年政协开幕都有书记讲话的安排。虽说有讲话稿，但俞正声却并非从头到尾照念稿子。有时他在念完开场白后，就会把讲稿一放，抬头向委员就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即席讲话。
对此，有青岛市民称他观点超前、思路新颖；要说我本人的观感，那确实是要比那些官话耐听多了。而据我观察，“你们胆子大一点，人人做起，我带头讲真话！”“有问题，提出来，在哪里发生的什么事，有什么顾虑，告诉我们，坦诚相见才能肝胆相照。”“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流和讨论，支持讲真话、道实情。”类似这些意思(文字当然有不同)，俞正声后来在其他地方其他场合讲过，在青岛两会期间也讲过，他鼓励大家在民主气氛中发表意见。
在青岛期间，听俞正声的脱稿讲话(不是每次都有)，也成了当年市两会的亮点和讨论热点。1994年也是青岛“卖掉”市委大楼，迁址开启东部开发的元年。那年，听了俞书记“卖地开发”的超前战略，我也一改质疑的立场为赞同。
受俞正声书记讲话的启发，我想到提案就得新、要有前瞻性，这真有点“科研”的味道。殊不知，选题超前还是大有风险的。当然，这是后话。
2001年，我听身边的群众反映，要打赢本该打赢的官司，还得请与法院有“血缘”关系的律师。因看不惯有损司法公正的现象，当年我就提交了《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近亲回避制》的提案，并以我市全国先进的某区法院院长之妻就是热门律师为例，建议实行回避制。会后，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前来面复时，却以“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不正当的执业行为”为由，拒绝采纳提案建议。这也是少有的一次与高官“不欢而散”的面复经历。但十年后的2012年，这对叱咤风云的法院院长和律师夫妻，被判“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受贿罪”等双双入狱了。现在回想那个超前提案的“辣”味，还真有些后怕。
有时提案不成就越级信访，也能尝到建言的“甜头”。2003年两会，我就当时青岛大剧院的三个选址方案提出不同意见，但大会却以“方案已公示，选址已确定”为由不予立案。会后，我毅然上书市领导，直言模仿著名歌剧院的沿海选址方案，不符合海岸生态环保的“减法”原则。
很快，意见就得到了回复。时任市委书记杜世成批示：“请分管副市长、规划局长阅，并酌人与其讨论”。时任夏耕市长批示：“向王委员表示感谢，市政府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确定选址方案。”为此，规划部门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我与规划局长及多位专家座谈的论证会，最终市政府还是否定了3个沿海选址方案。显然，这次“上书”起到了挽救沿海自然风貌的意外效果。其实外人不知，青岛市政府为了畅听民意，早有规定市民给市长写信是“免邮票”的。
提案超前不仅冒险，有时还会遭遇当面被“酸”的难堪。2004年夏天，有位老邻居找我咨询要起诉打工妹的事。原来，他隔壁的“团结户”租住了一群打工妹，每天深夜下班后还要在楼道里长时间洗刷、打闹，让正常起居的老人无法忍受。虽经多次劝阻，但情况依旧。为此，他特意来问我能否“联名起诉”打工妹。显然，这个社会新问题不是个案“起诉”可以解决的，或许是为了安慰，我随口说出了“政府要替民工盖房”的想法。没想到这个点子刚出口，就遭到了部门领导当面嘲讽的难堪：“我们市民还没住上新房，你就敢想给农民盖房？”
等老领导退休后的2009年，我才提交了《建设“民工公寓”》的提案。但那时“为民工盖房”的想法，还是有些超前。当听说国土局局长要来面复时，我还以为又是提案的不好办，招来了说情的一把手。没想到局长进门就夸“这份提案质量好，对我局工作启发大！”当年，国土局就起草了《青岛市外来工居住规范标准》，用以推进“民工公寓”的建设。5年后，当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写进决议时，我的建议也“先酸后甜”变成了政策保障。
政协委员有时不知背景和不顾人情的仗义执言，也难免会有被当面“打脸”的尴尬。2005年，我在市两会提案建议办理现场会上，公开质疑56名人大代表联名“给法院办理建议人员记功”的提议，认为“人大代表不仅从来不监督或质询官员，怎么反而开始表扬官员了？”没想到立刻遭到人大代表“你有什么资格质疑”的围攻。虽然会后有不少记者和领导冲我暗竖大拇指，但当时尴尬的“苦涩”却是终生难忘的。
还有一次，我参加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座谈会时建议，政府有责任尽快解决日益严重的“择校”问题，不想当场就被市领导打断并插话：国外也解决不了择校问题，让我很没面子。事后还传话给我单位领导，让我以后不要“乱发言”。后经知情人揭秘才知，原来市领导的孩子当时就是“择校生”。
当然，合理或超前的建议还是被肯定的多。如2011年我向市委书记建议：解决城市停车难，应借四处开挖的地铁工程同步进行地下立体停车场建设(实际很少建)。李群书记批示：很有借鉴参考价值。并转分管市长和建委。两年后，当李群同志来本单位走访，得知我是山东大学校友时，便打趣说：数学脑袋参政议政够用了。(李群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我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
2013年我参加山东省两会前，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两点意见：1.取消“在省委正确领导下”的“正确”两字，因为法定的领导无需下级评价“正确”与否都要接受。2.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的表述不正确，因为公仆没有带领主人的权力和职能。后来，这两条建议被郭树清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分两年所采纳。
此外，十多年来我还提出了《政府官员不宜兼任同级人大代表》、《公检司法不应以锦旗为业绩》、《全面禁产禁放烟花爆竹》、《高官不当院士，体现规则意识》、《干部公选不应限制“第一学历”》、《慈善捐助不该让受助学生曝光》、《老年人乘车应改免费为补贴》等几十件与现行政策或做法不符的建议尚未兑现，但我坚信其中多数还是会实现。
年年参加两会，也旁观其他地方代表委员的表现，我发现有一种变化，即最初我偶尔也会孤单孤立，现在则强烈地感受到“吾道不孤”。谁说代表委员只会握握手、拍拍手、举举手、挥挥手呢？没错，现实中没少“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声音，但也请您别忘了诸如湖北的叶青、上海的蒋洪发出的谔谔之言(无法一一列举，请您补充)。
平心而论，我们的声音应该被更广泛地听到，所谓“另类”“刺头”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包容与鲜花——“如果你了解我们跋涉泥泞的艰辛，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对鲜花如此珍爱”。当然，如果没有来自您的鲜花，咱就自己给自己打气——参政议政竭忠尽智有我，只吃俸不履职尸位素餐可没我的份！
(作者为山东省政协委员。首发公号“不是官话”。纸媒、新媒体或微信公众号转载改编，必须事先征得“不是官话”的授权同意，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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