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武钢工作服的下岗职工参加招聘会
文/叶檀
近期有一张工人穿着工作服的照片四处流传，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人誉之为市场化的一步，有人表示心酸，到老了被工厂踢走。
去职、重新就业是个很正常的事，尤其是在去产能、去库存之时，最后一步必然是去员工以节约成本。我们抱以同情，但改革不可阻挡，擦干眼泪之后更需要认清现实。
中国去产能之前，全球航运业巨头马士基集团旗下子公司马士基航运公司表示，受需求放缓影响，它将减少网络能力、推迟投资，并在2017年前削减全球4000个工作岗位，约占其陆地工人人数的1/6。
看上去西装革履的银行业人士同样面临裁员压力，由于欧美银行资产下降、业绩缩水，银行大裁员，这几年可能将裁员十几万。彭博社报道，花旗银行从今年1月开始裁员至少2000人；汇丰和渣打银行相继宣布于2017年前裁员5万人和1.5万人；摩根士丹利先后两次传出裁员消息，分别是固定收益部门裁员25%，和股票交易部裁员5%，共计裁员1300人；法国兴业银行在2020年前裁员2000人；摩根大通在2016年裁员5000人；巴克莱银行在2017年前裁员3万人；德意志银行在2015年10月裁员5万人；荷兰合作银行在2016到2018年裁员9000人。
中国其实是个跳槽率比较高的国家，外企国企民企抢人才。2012年10月《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根据怡安翰威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员工平均流动率为15.9%，在全球都处于高位。中国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吸引、保留高质量人才并提升他们的敬业度。所谓人才留不住，非人才赶不走。
中国大型国企的裁员之所以成为一桩新闻，因为这些企业承担了兜底的社会责任，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彭博旗下的Bloomberg Intelligence Company(彭博信息研究公司)的行业研究分析师梁颖璋、朱轶和Andrew Cosgrove的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大型煤企平均劳动生产率远低于海外同行，中国的大型煤炭集团人均年产量约1730吨，只相当于美国的5.6%、印尼的20.6%。而中国煤炭行业的人均年产量更低，仅为630吨，而发达国家为一万吨。未来随着智能化的推进，中国所需要的一线工人可能进一步下降，机器取代人4比1的替代还是能做到的。
3月23日朱民先生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亚洲如中日韩劳动生产效率下降。中国除了老龄化影响，最重要的是留存严重的非市场化用工机制，以及没有经过职业培训的劳动者。给予保障就是为了企业可以出清，如果由企业包养还要保障干什么？
人们之所以对武钢工人抱有同情，除了残存的一丝对国企时代的念想外，主要有两个原因，用工不平等，以前分全民、大集体，后来是合同工也有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外干的是牛的活，却缺少基本保障。人们给予基层无保障员工以巨大的同情，这是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心理。
武钢的反腐风暴显示了这些人分流的另一重原因，靠钢吃钢，以及动辄上亿元的决策失误。据媒体报道，武钢在巴西和加拿大投资的MMX铁矿和Bloomlake铁矿，已宣布破产、停产。武钢认真调查分析了巴西MMX项目决策过程。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先拍板后论证，后续风险没有控制，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缺乏。
即使邓崎琳不贪腐，在经济下行、产业多元化背景下，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也必须进行减员分流，企业市场化的第一步就是市场化的用工体制。现在抗议减员，还不如好好学一们手艺，让孩子尽快融入市场，不要走自己的老路。即使有千年存在的企业，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员工。事实上，类似的减员在各地都在发生，但在广东、浙江不会引发类似于中部与东北地区的反响，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如果都达到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恐怕以后减员不会成为什么大新闻，只不过是财经、经济新闻中的一小块。
改革当然不能只改最弱势的编制外工人，那是不公平的类似于奴工似的身份约束制度，用工的彻底市场化意味着打破体制内外的区别，打破企业主的官员身份匹配体制，让官员的归官员，企业的归企业，让目前的国企高管有一次性选择呆在企业还是从政的机会，选择之后，泾渭分明，才可能推出下一步的薪酬体制改革。
改革往往从抵触最小的部分开始改起，钢铁水泥行业的改革也会从基层员工开始，被减者应该早就做好准备，铁饭碗绝非长久之计，假以时日，他们也看得到体制内很多员工被减的那一天。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