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文/王大可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趣的巧合。在香港“占中”最热闹的时候，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从工业革命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上市了。让我们看看福山是怎么说的：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缺一不可。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顺序摆对，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
这些话，在香港泛民和激进派的耳朵里，是极不中听的。岂止不中听，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无暇细思，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占中”，争普选，戴上“雨伞革命”的高帽──下一步的政治路线图已经绘就，只要坚持抗争，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香港就是未来的“政治之都”，是新生的“世界民主中心”。一句话，香港未来的发展要坚持民主优先、政治优先的原则。
回到“香港人，你的首都在哪里”的话题，既然有了“政治之都”的光荣称号，究竟北京还是维多利亚港湾是香港的首都，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有人说，虽然香港继承殖民地特色“重经轻政”，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现在要寻求政治权益，这些都可以理解。不过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一不能以牺牲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换取所谓政治民主的一时推进，二要符合客观实际，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何况，港英时期本来就是政治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港英时期没有得到的，不但要到特区政府时期得到，还要变本加厉甚至一步到位。这种渴望与现实间不切实际的距离，造就了香港如今的“泛政治化焦虑症候群”。
“症候群”的表现之一，是在未来的政改中，如果不能按照反对派设计的路途前行，则宁可政改流产，然后继续指责特区政府和中央没有诚意，不民主，干预港人治港，也不愿意妥协成局。这种心态，赌气和幼稚甚至被抑制、被利用、被扭曲的成份居多，绝不是成熟政治制度下应有的平稳心态。
“症候群”的表现之二，坚持对内地的歧视和偏见，在跟内地的磨合中缺乏耐心。一方面对内地的不足和制度建构，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是带着“民主放大镜”挑刺、妖魔化，偏激地认为是内地的落后阻碍了香港奔向民主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对内地的建设成就和好的一面，则是“选择性失明”，对惠港护港的举措，更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那些在风雨中高举黄色雨伞的手，不妨让脑袋里的热血冷静一下然后想一想，是谁在金融海啸香港最危急的时候站出来，果断出手用巨资撑起保护伞为香港遮风挡雨？
“症候群”的第三个表现，是香港新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当中透露出的不适和极强的焦虑感。从历代港督到尚不成气候的所谓“港独”，总有人想撇开内地这个根本。如今更有人试图借政治权利与权力的获取，同时完成香港的“主体性建构”。他们的观点是，从前你们是穷亲戚，我们富裕，我们不是一家人；现在你们富了，我们有政治自由，所以不是一家人；即使你们变强大了，我们本港的文化依旧优越，高你一大截，怎么成一家人？试图强行隔断内地母体的脐带，身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自然顾影自彷徨。香港，不应该忘记从哪里来，更不应该忘记要到哪里去。
即使按照民主社会的通用法则，反对派和泛政治化也很难立住脚跟。因为他们的所谓民主抗争，更多的是诉诸暴力和激进的手法。不听从政治要价，就一切免谈，一切对抗，把斗争从议会带到街头和学校。这种走火入魔，正是“症候群”的第四个表现。
别忘了，完全对抗性的争执，实质上就是不认可“一国两制”这个宪政原则。“一国两制”虽然有制度弹性，但绝不是可以放任狮子大张口的稻草人。“泛政治化症候群”的患者们，似乎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个南墙，就是“一国”的底线。
行文至此，答案似乎可以呼之欲出了。在大中华圈里，政治首都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京。
如今的香港，政治争拗欲说还休，经济发展畏葸不前。建制派和泛民在立法会里的“拉布”、“剪布”已常态化。这些本就是民主社会才有的常态，香港已经有的，有人认为还不够。其实那些热衷于“雨伞革命”和“占中”抗议的人士，不妨考察一下也门、乌克兰、埃及以及很多其他地方的“民主”──那里的抗议活动到最后都化为了一场徒劳。
“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到历史中去以证明自己，即便是没有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所带来的益处，他们也能创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及其排位，泛政治化的信徒们当成了耳旁风。但尴尬而难以自圆其说的是，福山可是他们最推崇的民主国度里最自由的学者！是追求双输还是双赢？一般人都不难给出答案，但难就难在知易行难，有时甚至南辕北辙。“东方之珠”这个美丽的称号，容得下经济繁荣，容得下政制进步，但绝对容不下暴力抗争，更容纳不下挂羊头卖狗肉的泛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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