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王小波？
原标题：说理者王小波
文/羽戈
我曾列出一份说理者的谱系。百年中国，强梁当道，理性备受冷落，说理无比奢侈，说理者寥若晨星，有如稀世之珍，其代表人物，不过三五人：先贤首推胡适先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包括王小波、刀尔登、徐贲等。有人说，应该加上殷海光，你不是素来向我们推荐他的《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么，然而殷先生虽是逻辑学家，他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字，却不以逻辑，而以激情见长；有人提醒，你怎能漏掉了顾准！我一向钦佩顾先生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坚守和跋涉，却也不得不指出，其盛名之下，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这一点与陈寅恪一样，其次，顾先生惯用的话语，尚且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这是时代局限，不必苛责，不过说理首要讲究语言的自由和理性，顾先生的语言并不适合说理，故而只能将他请出说理者谱系。
再说谱系之上这四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各擅胜场，各具千秋。相形之下，胡适胜在风度，其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润人心田，此外，胡适所恪守的持平之论与容忍之道，不仅构成了说理的坚固根基，还呈现了说理的正大风范，有时读者未必认同其观点，却服膺其风度；刀尔登胜在视角，若以武功拟说理，胡适出身名门，刀尔登则属妖刀(徐贲接近胡适，王小波则介于他们之间)，无论谈历史还是现实，刀尔登妖刀一闪，寒光过处，常常从出其不意的角度直入问题的本质，令人在惊奇之余，还有惊艳之感；徐贲则把说理发展成了一门学问，那本《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不啻是写给公众的教科书，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有人将此书与陈嘉映《说理》并提，如陈嘉映所言：“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他的说理，更多指向哲学，徐贲的说理，则指向公共生活)，而且，唯有在徐贲这里，说理才与公民明确发生了关系，被视为公民的必备素质之一；至于王小波，在这些人中，则是把说理的智性与趣味结合最好的一个。
趣味这玩意，见仁见智，同一事物，如王小波的小说，有人会觉得有趣，有人却以为无趣，断言其小说成就远不如杂文。这一节争议，姑且抛开不论，单说智性。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之精义，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更在于，他力图诠释，为什么要追求智性，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换言之，他在说理的同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说理。
在王小波笔下，说理与智性，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明辨是非”。按理说，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倘不明辨是非，难道要不分是非么？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难得糊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是装傻，二是比傻。对一些人而言，你的确难以分辨，他们的糊涂，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那些愚人，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他们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误导，痛下决心，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后来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这背后的转向，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诸如“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云云。不过我觉得，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王小波不是说过么，伦理问题——“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是大家的事(其实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过普罗大众，这一点就当下来看表现尤为鲜明)。我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在明辨是非与难得糊涂这两个选项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前提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每一天都是愚人节”的残酷语境之下，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是”，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更无从发掘“思维的乐趣”，捍卫思想的尊严。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关于说理，相比说出什么道理，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我还得重申，不独知识分子，但凡正常人，都要讲理，都要以理服人，能否做到这一点，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
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那个年代强权横行，暴戾恣睢，是非不分，无理可讲。我们生存的年代，貌似有所进步，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理性与客观、中立一道，渐渐沦为贬义词；在专断与极端的版图之上，说理毫无立锥之地。现在流行什么，试看一位名人的教导：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假如王小波在世，撞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他毕生都在与愚蠢、偏见搏击，时至今日，愚蠢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他曾经被强权发配为“沉默的大多数”，生于今世，恐怕得照旧直面沉默的厄运。
反抗沉默，可谓王小波的宿命。“……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写完这段话的22天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他的英年早逝，使这些平实的汉字，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尤其是对照每况愈下的现实而言。
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冠以“说理者”三字，以示我独有的感激和纪念。也许，恰恰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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