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仅仅依赖常识不够
文/张跃然
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其理论框架多么精深、分析技术多么复杂，根本上来说还是与人们的具体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个人生活体验之间边界的模糊，常常成为某些研究遭到诟病的原因：“这不就是常识吗？” “这种结论随便到街上找个人问问就能得到，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这里涉及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那些大费周章证明了 “常识” 的研究，究竟有没有意义？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常识”这一认识世界的工具(且认知成本极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增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首先，人们在生活经验中产生的 “常识” 和 “感觉” 往往不具有代表性。
这虽然是 “老生常谈”，但确实是常识这一认知方式最为显见的弱点。我们脑海中的常识，总是基于我们特定的人生经历和信息来源的，而人们生活史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不同人眼中的 “常识” 是不同的。我们所认定的常识，在他人眼里很可能就是胡话。
譬如，在最近五年中，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了普遍改善？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 “显而易见” 的。但不同的社会人群(如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男性与女性)的生活体验往往大不相同，他们各自认为 “显而易见” 的结论也往往相互抵牾。和基于常识的认知相比，像 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这样基于大规模系统抽样的长期追踪调查，无疑能更加全面、无偏见地解答这一问题。
其次，即使某些常识被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认可，它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们在总结常识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都是我们在与这个社会不断接触过程中被 “社会化” 的结果。社会灌输给我们一系列关于 “世界应该是什么样” 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如条件反射般不假思索。它们决定了我们选择性地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我们看到的信息。我们很容易将看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当作理所当然，因此，我们所得出的 “常识” 往往具有欺骗性。
和常识认知相比，学术研究使用的方法往往更有可能克服这些内在偏见(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十分成功)、呈现更为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我们还承认社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可被认知的东西)。譬如，人们普遍认为，父母离异往往会给青少年子女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这一常识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相符。但这里面其实存在逻辑漏洞：离异的父母在离异前的婚姻生活往往已经是不幸福的，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是由离异这一事件本身导致的，还是由不幸的婚姻导致的？已有学术研究表明，离异父母的子女的成长状况虽然不及父母婚姻生活幸福的子女，但却明显好于那些生活在父母不幸婚姻中的子女。由此可见，普遍意义上看，父母不幸的婚姻才是造成子女成长问题的元凶，而及时了断不幸的婚姻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人们之所以得出相反的常识，是因为选错了对照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将所有的 “想当然” 都置于批判的放大镜之下细细查看，从这个角度说，研究结论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了常识，都是有意义的。
再次，学术研究可以帮助明确常识的适用范围(scope condition)。
即使某一常识在很大范围内被广泛接受，而且也确实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情境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无法保证它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上，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结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们需要知道，某一结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立、其成立的范围是大还是小。植根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 “常识” 对解答这些问题毫无帮助，我们只能依赖于学术研究。
譬如，一个被普遍接受和广泛证实的结论是：由于权责分工明确固定、组织结构高度系统化，官僚制(bureaucracy)是最为高效的组织形式。但已经有研究指出，这一结论只有在 “信息流动畅通、监管成本低” 的结构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官僚制其实是低效的。对许多学术研究来说，其价值不在于揭示了某一常识成立与否，而是揭示了“在何种条件下”某一常识成立与否。
最后，学术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导致某一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往往是模糊且具有跳跃性的。我们常常会一步到位地觉得 “A 导致了 B”，却很少考虑 A 究竟是怎么导致 B 的。缺少了具体因果机制的支撑，常识所告诉我们的因果关系无异于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更何况，某一因果关系往往可以由多种因果机制导致，那么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到底是哪种机制起作用，还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如果不能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永远停留在模糊层面。
譬如，我们都知道，“维稳” 对维持目前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稳定有重要作用，但如果问起 “维稳” 在微观层面究竟是如何作用、其平息社会矛盾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则需要学术研究来回答。若干研究已经表明，暴力镇压并非政府维稳的唯一机制，甚至也不是主要机制；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维稳是通过 “关系型镇压”、官民议价过程中政府权威的商品化等机制完成的。在解决这一类问题时，基于丰富的访谈、观察材料的定性研究可以大显身手。定性研究虽然由于案例数目少而很难做到有代表性，但其凭借清晰的理论指引和扎实的实证分析，可以一针见血地揭示现实存在的微观因果机制，以及微观机制和宏观社会情境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相信所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沮丧：花了若干小时看完一篇论文，却发现作者只是换着花样说废话，没有给自己的智识带来任何长进。从常识出发或者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如何既能体现思想上的美感，又能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是一件十分考验学者功力的事。当然，何为 “美感”、何为 “有价值”，不同的学者也自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超越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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