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日新月异的天津
文/仲伟志
近日看新闻联播，说有两千多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商户落户天津电商城，被视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大成果。由此想起了一件往事。
2012年，北京的一家中央级传媒出版机构矢志创新，拟将其数字媒体业务转移至天津滨海新区。从事这些业务的大多是年轻人，结婚的少，也不是北京土著。天津方面高度热情，优渥有加，让你觉得不去那里简直天理不容。而且，滨海新区一些功能区的软硬件建设水平，与北京相比不遑多让，整洁、开阔、方便，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北京便宜许多——当时万科的房子每平方米只有5000多元，对于在北京生活过的年轻人来说，这该具有怎样的吸引力？
没有想到，消息传来，很多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要去天津的话，他们立马辞职。——即便公司给高额补贴，即便滨海新区优惠出租白领公寓，他们都不屑一顾。他们宁愿留在北京睡地下室，吃盖饭，拿微薄的工资，在这座拥挤的城市里，他们有更多的朋友，能看更多的演出，能做更多的春秋大梦。
你看，世界不是平的。一个城市的领导层应该意识到，吸引一个新的公司容易，但未必能吸引那些你想留住的年轻人。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的一项研究。1998年，正在做人口和高科技产业地理分布调查的佛罗里达，遇到了正在做同性恋人群分布调查的加里·盖茨。佛罗里达意外地发现，他的高科技产业分布图与盖茨的同性恋人群分布图几乎完全吻合。
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佛罗里达解释了这种巧合。他说，在一定程度上，同性恋人群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多样性的“最后一块领域”，既然能够接纳同性恋者，因此同性恋聚居区对其他各类人群也会持比较开放的态度，这种人力资本的低准入，对于创意产业的激励作用是毋庸质疑的。
佛罗里达教授所定义的创意阶层，是那些“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工作”的人，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性格外向，不喜欢听从组织或机构的指挥，抵制传统的集体规范，崇尚多样性与包容性，希望凭借工作上的优秀表现获取成功。他们对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的要求，往往重于对薪酬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薪酬不重要。他们需要足够的钱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收入很高，却被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以及一成不变的标准着装所束缚，他们还是开心不起来。
这些来自北京传媒出版机构的年轻人，显然属于佛罗里达教授所说的创意阶层。他们坚持留在北京，说明至少在现阶段，北京比天津更具多样性。——这里的同性恋人群多不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里是中国摇滚乐队的圣地。在佛罗里达教授的研究里，创意产业的分布地图，与同性恋人群、波波族、摇滚乐队的分布地图，都是基本重合的。
当然，人群在选择城市，城市也在选择人群。城市和人一样，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有时候，是先有了特定人群的聚集，然后推动了产业布局，有时候，则是先有了产业布局，然后选择了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人群聚集在特定的城市，才会有舒适感、满足感。这方面，中外莫不如此。
在后来出版的《你属哪座城》一书中，佛罗里达写道：容易相处型和勤勉型的人们，高度集中在老工业区，比如匹兹堡和底特律，这些地方是大规模生产的发源地。而在阳光地带，特别是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的75号州际公路走廊一线，分布着大量新一代的重工业企业，例如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工厂。这些工业需要有责任心、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人。外向型的人则集中在芝加哥、亚特兰大、夏洛特，那些地方有许多销售和商业总部以及高端的服务业。喜欢体验的人则聚集在大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历来是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地方，有大量的移民人口和波西米亚族群。
而在天津，我们看到了诸多地区性格特征的叠加。1949年后，中央政府限制海防地带的工业发展，天津被建成了一个封闭的老工业城市。近年来，这座北京“卫城”被定位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一直致力于引进大型制造业、高科技企业，甚至还要打造比肩陆家嘴的于家堡金融中心。这样的城市，既需要容易相处型和勤勉型的人群，也需要有责任心、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人群，但是更需要外向型的人群。任何城市的未来，都取决于它吸引和号召开放型人群的能力。
说起这些，一些天津朋友总是抱怨有加，认为是首都的强势对天津的发展形成了“负拉动”。其实，北京的兴盛也并不意味着天津的必然衰退。区域发展中有一些资源并非绝对稀缺——比如管理制度，并不以其他区域在管理制度上的倒退为条件。当然，这首先需要天津善于集聚和利用现代制度文明要素。
我相信，天津一定不会只想接纳那些大红门和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商户们。如果天津是开放包容、安全自在的，那些在北京睡地下室、吃盖饭、拿微薄工资的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天津？
(原标题：你为什么不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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