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
文/独孤九段
10月9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去世。很多年轻人对这位102岁老者的印象早已模糊，如果听闻，也多是觉得“神一样的存在”。因为在杜老叱咤风云的时候，不少人还穿着开裆裤满地跑呢。不过模糊归模糊，今天的朋友圈还是有不少人发帖怀念杜老。岛叔想，虽然很多人对杜老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有限的概念，但无疑我们在为一位世纪老人送行，也在怀念那个年代的改革激情和真诚。
1979年初，66岁的杜润生来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报到。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归国务院领导，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农口部门的工作。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由华国锋提议，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第一任主任，接替“大寨精神掌门人”陈永贵分管农业。杜润生是当时3个副主任之一。
坚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副总理陈永贵下台，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大标志。杜润生是“包产到户”的坚定倡导者，而他的上司王任重却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主张。
在杜润生的自述中，他这样描述王任重：“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要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
其实，那时对于“包产到户”，不光是王任重，华国锋、李先念等决策层都不赞同或者表态含糊。文革结束后，中央出台措施，让农民修养生息，减免贫困地区税收，搞水利建设，加大农业投资等等，但就是不触及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所以，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为什么？还要不要社会主义？这是路线问题，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当然，在当时很多人的严重，小农经济分散弱小，只有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包产到户，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就一夜退回解放前了吗？
这是心结。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责任制问题。七省是广东、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河北、吉林。这几个省的领导有赞成包产到户的，也有反对的，更有观望的。而三个县则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
从会议成员的安排看，王任重是想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但就在这开会期间，发生了一起“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干部，他到河南出差期间，在洛阳地区看到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给《人民日报》写信。当时华国锋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边上批示，批评农村出现的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影响了集体经济。刚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送了一份农村问题的社论交给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就根据华国锋的批示精神，批示道：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在中央两大领导的批示压力下，报社编辑只能按指示改写按语和社论，同时从一大堆来稿中选出了张浩的来信。
来信刊登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地方偷偷进行的“包产到户”，一下子卡了喉。当时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们，纷纷被询问怎么回事，宾馆电话几乎被打爆。更有读者致信《人民日报》抗议，认为“张浩不写好文章……弄得群众没主张”。
用杜润生的话讲，来信“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这也是王任重主持农业大局15个月中，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领导，杜润生也在尝试寻求更高层的肯定。有一次，杜润生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趁机提到“责任制”问题，希望中央发声支持地方的包产到人、包产到户。胡耀邦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很明显，胡耀邦内心赞同，但认定时机不到。而当时的邓小平，因为刚恢复工作不久，所以对这问题上，也避免表态。
杜润生在自述中提到，有1980年1月一次农委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人。邓小平最后讲话，他含糊地说道：“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而华国锋的态度似乎更加宽容。
在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对着十几个人，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主旨当然肯定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从华国锋“既要、又要”的平稳发言中，与会代表还是觉察到了一些变化。
华国锋说，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同时，华国锋也同意有限的“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
这是一个口子。也让聪明的杜润生抓住，巧妙而不失时机地反复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允许地方试验“包产到户”。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自然知道杜润生的“小心思”。
就在1980年1月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前，王任重将自己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先念明显看出了两个讲话的出入，指示要精神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于是，王任重把李先念讲的“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了杜润生的稿子中，还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划掉了。
更离奇的是，杜润生的这篇被改过的讲稿，被人拿走发表在了《农村工作通讯上》，文章提到：“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
所以，资深农业问题记者凌志军评价杜润生：“杜润生是一个精明敏感的人，具有洞悉历史演变的能力，并且能够为任何一种演变的结局找到理论和事实方面的根据。”借此事暗讽杜润生“骑墙”，见风使舵。
不过，杜润生在自述中也提到这件蹊跷的事，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说，文章发表后，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
不过，那个时候地方的“包产到户”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但因为顶着“分田单干”的反社会主义高帽子，谁都不敢太高调。只有万里领导下的安徽是个例外。
那个时候万里真是顶风冒险。王任重上任后，也曾想制止万里搞“包产到户”。
1979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任重从北京打电话到安徽，急于找到万里。接线员把电话由合肥转到当时万里下乡视察的嘉山。万里走到走廊的一端房间里，跟王任重交谈，同行的官员都感到事情严重，拥挤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万里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对着电话说对方是“秋后算账”，拒绝中止“包产到户”改革，说不论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切等秋后再说，不管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
之后，万里走出房间，对挤在走廊里的人说，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
一年多后，中央高层人事发生变动，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并逐步淡出政治舞台。这一年，坚持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被调离农委，任职中宣部部长。
对于这个任性地坚持集体经济的老领导，杜润生还是非常宽厚。他回忆说，在王任重离任前夕，他和王任重恳谈了2个多小时。
杜润生写道：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王任重回答道：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不过王任重依然坚持包产到户只是过渡形式，前途还是集体化。
杜润生感慨道：“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送走王任重后，杜润生很快迎来了新领导——被称为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的万里。之后，在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等人的推动下，包产到户被正名，并迅速在全国铺开，农村改革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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