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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经历的中共高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分歧

2015年10月10日11:04  新闻专栏  作者:海外网评  我有话说(290人参与)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

  文/独孤九段

  10月9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去世。很多年轻人对这位102岁老者的印象早已模糊,如果听闻,也多是觉得“神一样的存在”。因为在杜老叱咤风云的时候,不少人还穿着开裆裤满地跑呢。不过模糊归模糊,今天的朋友圈还是有不少人发帖怀念杜老。岛叔想,虽然很多人对杜老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有限的概念,但无疑我们在为一位世纪老人送行,也在怀念那个年代的改革激情和真诚。

  1979年初,66岁的杜润生来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报到。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归国务院领导,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农口部门的工作。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由华国锋提议,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第一任主任,接替“大寨精神掌门人”陈永贵分管农业。杜润生是当时3个副主任之一。

  坚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副总理陈永贵下台,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一大标志。杜润生是“包产到户”的坚定倡导者,而他的上司王任重却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主张。

  在杜润生的自述中,他这样描述王任重:“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要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

  其实,那时对于“包产到户”,不光是王任重,华国锋、李先念等决策层都不赞同或者表态含糊。文革结束后,中央出台措施,让农民修养生息,减免贫困地区税收,搞水利建设,加大农业投资等等,但就是不触及改革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所以,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为什么?还要不要社会主义?这是路线问题,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当然,在当时很多人的严重,小农经济分散弱小,只有集体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包产到户,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就一夜退回解放前了吗?

  这是心结。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讨论责任制问题。七省是广东、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河北、吉林。这几个省的领导有赞成包产到户的,也有反对的,更有观望的。而三个县则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

  从会议成员的安排看,王任重是想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但就在这开会期间,发生了一起“张浩事件”。

  张浩是甘肃干部,他到河南出差期间,在洛阳地区看到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背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给《人民日报》写信。当时华国锋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边上批示,批评农村出现的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认为影响了集体经济。刚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送了一份农村问题的社论交给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就根据华国锋的批示精神,批示道: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在中央两大领导的批示压力下,报社编辑只能按指示改写按语和社论,同时从一大堆来稿中选出了张浩的来信。

  来信刊登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地方偷偷进行的“包产到户”,一下子卡了喉。当时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的代表们,纷纷被询问怎么回事,宾馆电话几乎被打爆。更有读者致信《人民日报》抗议,认为“张浩不写好文章……弄得群众没主张”。

  用杜润生的话讲,来信“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这也是王任重主持农业大局15个月中,发生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面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领导,杜润生也在尝试寻求更高层的肯定。有一次,杜润生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趁机提到“责任制”问题,希望中央发声支持地方的包产到人、包产到户。胡耀邦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很明显,胡耀邦内心赞同,但认定时机不到。而当时的邓小平,因为刚恢复工作不久,所以对这问题上,也避免表态。

  杜润生在自述中提到,有1980年1月一次农委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人。邓小平最后讲话,他含糊地说道:“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

  而华国锋的态度似乎更加宽容。

  在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对着十几个人,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主旨当然肯定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从华国锋“既要、又要”的平稳发言中,与会代表还是觉察到了一些变化。

  华国锋说,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杜润生说,“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同时,华国锋也同意有限的“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

  这是一个口子。也让聪明的杜润生抓住,巧妙而不失时机地反复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允许地方试验“包产到户”。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自然知道杜润生的“小心思”。

  就在1980年1月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前,王任重将自己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先念明显看出了两个讲话的出入,指示要精神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于是,王任重把李先念讲的“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了杜润生的稿子中,还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划掉了。

  更离奇的是,杜润生的这篇被改过的讲稿,被人拿走发表在了《农村工作通讯上》,文章提到:“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

  所以,资深农业问题记者凌志军评价杜润生:“杜润生是一个精明敏感的人,具有洞悉历史演变的能力,并且能够为任何一种演变的结局找到理论和事实方面的根据。”借此事暗讽杜润生“骑墙”,见风使舵。

  不过,杜润生在自述中也提到这件蹊跷的事,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说,文章发表后,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

  不过,那个时候地方的“包产到户”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但因为顶着“分田单干”的反社会主义高帽子,谁都不敢太高调。只有万里领导下的安徽是个例外。

  那个时候万里真是顶风冒险。王任重上任后,也曾想制止万里搞“包产到户”。

  1979年3月的一个晚上,王任重从北京打电话到安徽,急于找到万里。接线员把电话由合肥转到当时万里下乡视察的嘉山。万里走到走廊的一端房间里,跟王任重交谈,同行的官员都感到事情严重,拥挤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万里看起来情绪很激动,对着电话说对方是“秋后算账”,拒绝中止“包产到户”改革,说不论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切等秋后再说,不管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

  之后,万里走出房间,对挤在走廊里的人说,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

  一年多后,中央高层人事发生变动,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并逐步淡出政治舞台。这一年,坚持主张集体经济的王任重被调离农委,任职中宣部部长。

  对于这个任性地坚持集体经济的老领导,杜润生还是非常宽厚。他回忆说,在王任重离任前夕,他和王任重恳谈了2个多小时。

  杜润生写道: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王任重回答道: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不过王任重依然坚持包产到户只是过渡形式,前途还是集体化。

  杜润生感慨道:“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送走王任重后,杜润生很快迎来了新领导——被称为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的万里。之后,在邓小平、胡耀邦和万里等人的推动下,包产到户被正名,并迅速在全国铺开,农村改革迎来转机。

    (首发海外网旗下公号“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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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农村改革 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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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云-[北京]
前途还是集体化,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很长远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农业体制改革一直都不平坦,当年对以大跃进形式,农村全部走公社大集体化道路,超出了中国农村现有的客观实际,有许多人对此有异议,但是借着文革结束后彻底否定极左思潮之际,也刮起了否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来的各种体制,中国农业在刚建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的是有些过头,但并不是一无是处,尤其在当时一穷二白的落后农村,许多地区由于抵御不了自然灾害,土改后的许多农村和农户一遇到灾荒年粮食颗粒无收,还是到处去逃荒要饭,靠政府救济也是杯水车薪,急需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集体力量共同救灾,所以当时提倡农业学大寨,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走集体化要区分不同省份和地域,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落后农业大国,不宜搞一刀切的政策,结果在有些地区集体化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造成了吃大锅饭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汲取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首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调动各行各业劳动者积极性的政策,对农村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大集体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这些都没有错,因为人民公社体制(生产关系)超出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以小集体为单位的生产队、互助组,撤销大集体保留小集体,在部分地区回到土改时期个体,循序渐进地进行农业、农村改革,不搞一刀切全部消灭集体化,看来是比较适合当时的农村改革,否则今天就没有必要强调又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现在名称不同),从国际国内农业长远发展看,农业走集体化、机械化道路,是科学种田基础,一家一户小生产经营,别说在社会主义,就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不下去,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最终还是要靠生产力进步、发展,而不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后者只能是调动一时不能持久(改革30年的实践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些年由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致使农民种粮积极性越来越小,尽管国家每年在农民身上投入大量补贴,但对种粮成本屡创新高,农民解决了温饱但解决不了实际收入,结果就是进城务工人数不断增加造成大片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矫枉过正。
蓑笠翁070225[陕西西安]
农业集体经营还是好处多,关键的如何经营。
STAR爸[广东广州]
早几年,大陆有专家曾经访问过原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陈希煌先生。<br/>陈先生认为,“……要制定以效益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仅要考虑促进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改进管理和营销等等。但当时台湾对此认识不足,农业政策跟不上。直到1990年,才充分认知到小农的不足,政府大力推动“策略联盟”,将“小农”整合成“大农”。政府通过规划区域生产、区域加工、贸易组织,效果很好。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政治的因素,政策不连续,台湾农业又面临严重的困境。”
易称均[河南驻马店]
杜润生为让中国农村回到解放前,千方百计呕心沥血解决“农民偷懒”问题,请问大寨田、红旗渠、淮河、海河、十三陵水库诸多水利工程,是农民偷懒偷出来的,还是杜润生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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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称均[河南驻马店]
杜润生为让中国农村回到解放前,千方百计呕心沥血解决“农民偷懒”问题,请问大寨田、红旗渠、淮河、海河、十三陵水库诸多水利工程,是农民偷懒偷出来的,还是杜润生设计出来的?
改革由谁说了算[辽宁朝阳]
农村经济的发展呼唤“合作化”
用户8it8erlr4y[美国加利福尼亚]
应该是集约化,规模化,个体农场,配套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体系,避免什么事都要农民亲历亲为;至于水利设施应是地方政府的职能,收地方税就要服务一方社会,就要规划维护地方公益设施。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农业体制改革一直都不平坦,当年对以大跃进形式,农村全部走公社大集体化道路,超出了中国农村现有的客观实际,有许多人对此有异议,但是借着文革结束后彻底否定极左思潮之际,也刮起了否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来的各种体制,中国农业在刚建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的是有些过头,但并不是一无是处,尤其在当时一穷二白的落后农村,许多地区由于抵御不了自然灾害,土改后的许多农村和农户一遇到灾荒年粮食颗粒无收,还是到处去逃荒要饭,靠政府救济也是杯水车薪,急需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集体力量共同救灾,所以当时提倡农业学大寨,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走集体化要区分不同省份和地域,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落后农业大国,不宜搞一刀切的政策,结果在有些地区集体化打击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造成了吃大锅饭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汲取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首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调动各行各业劳动者积极性的政策,对农村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大集体为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这些都没有错,因为人民公社体制(生产关系)超出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以小集体为单位的生产队、互助组,撤销大集体保留小集体,在部分地区回到土改时期个体,循序渐进地进行农业、农村改革,不搞一刀切全部消灭集体化,看来是比较适合当时的农村改革,否则今天就没有必要强调又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现在名称不同),从国际国内农业长远发展看,农业走集体化、机械化道路,是科学种田基础,一家一户小生产经营,别说在社会主义,就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不下去,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最终还是要靠生产力进步、发展,而不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后者只能是调动一时不能持久(改革30年的实践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些年由于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致使农民种粮积极性越来越小,尽管国家每年在农民身上投入大量补贴,但对种粮成本屡创新高,农民解决了温饱但解决不了实际收入,结果就是进城务工人数不断增加造成大片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矫枉过正。
蓑笠翁070225[陕西西安]
农业集体经营还是好处多,关键的如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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