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在频繁地介入中国故事，也希望透过它，讲述不同寻常的中国故事
文/宋志标
大体来讲，中国大陆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在五年前的2010年有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这一年，中国拥有了一名政治属性特别强的获奖者。在此之前，报章在评论诺奖时，将其视作普世价值的载体，自由谈论。有了自己的获奖者之后，谈论变得暧昧起来。
诺奖之于中国，犹如明月之于沟渠。在只能艳羡诺奖的时期，谁也没有去想着和平的事业，无外乎是套用光耀国族的旧认知，在同一个黄皮肤上寻找“与有荣焉”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杨振宁可谓是前诺奖时代集仰慕之大成者，相当于诺奖界的“西哈努克”。
和平奖降临大陆，令普世价值的单一阐释角度，增添了现实政治的批判角度。政论作者发现，除了空泛而隐晦地谈论普世价值，政治化的角度还可以磨得更锋利一些。遗憾的是，不止是当时谈不了这么多，而且在异见被视作异数的彼时，谈论者自身也没准备好。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对诺奖的政治寓意的开拓，是通过不断前行中的历史回顾与印证来实现的。诺奖评委会所设置的政治导火索，在中国情境中，经过数年的发酵，终于由中国人自行诠释。而在这个时候，诺奖对中国似乎变得更慷慨，也更富有进攻性。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理据是其以文学形式揭露中国的魔幻现实，是对更一般政治秘境的文学表达。在莫言开口之前，人们希望他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发掘诺奖的意义，成为诺奖运动在中国的新代言人。老练的莫言看透了这种危险，依靠中国历练圆滑躲过。
在很大程度上，诺奖评委会都带着上帝视角，捏造出一个个奖项，赋予特定的国度，让诺奖者自己去讲话，或者自行成为那个国家、那种政治环境下的代言人。即使有的获奖者保持缄默，或暂时不能发声，但这种注入奖项的政治腹语，始终在酝酿底稿。
诺奖在频繁地介入中国故事，也希望透过它，讲述不同寻常的中国故事。如愿以偿地，这种“中国故事”五年来不绝如缕。当敏感日子，报纸编辑加班加点在字里行间、图文版面中搜寻诺奖的任何一种附会或线索时，诺奖的中国故事就具备了显著的生命力。
诺奖在颁奖词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可是在中国，无论如何都停不下来诺奖的声音。诺奖见证了只有当代中国才能产生的两种极端状态：要么是喧嚣之中的孤独，要么是孤独至死中的喧嚣。喧嚣与孤独作为药引，熬制风味独有的体制枇杷膏，屠呦呦是刚上市的新案例。
诺奖评委似乎正在形成默契，就是在多个奖项上，试验性地引动中国的政治讨论。他们也没有失望，在一个去政治化的高度政治化环境中，政治无处不在，即使是单纯的科学奖项，也能在获奖者那里找到充沛的批判资源。正因为中国中了魔咒，所以受到诺奖垂青。
这些年来，弹丸小国制造的诺奖也在书写它自身的历史，成为中国故事中不折不扣的境外势力。诺奖所作所为，就是在中国人的精神上刻下红字。有人惧怕它如洪水猛兽，有人奉其为无上的荣誉崇拜。红字熠熠生辉，不是诺奖“刀工”了得，而是此国不断供应了上等“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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