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文/樊超群
2012年，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授过一个学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当我在课堂上告诉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清军曾扣押英国使团，杀害谈判人员，学生们表情错愕。我展示一些义和团的揭帖和照片时，他们也不敢相信忠勇爱国的战士，同时是屠杀平民的凶手。
显然，我们的教科书看不到这些历史的侧面。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是受害者，而受害者的反抗行为都是正义的。至于西方列强，则没有必要为了雪耻，把民族主义投射到下一代的教育当中。即使有这样的倾向，自由的思想市场也可以中和各类极端思潮，力求呈现理性、客观的历史面向。直到最近读到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的《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才发现原来所有的历史课本都害怕真相，所有的政府都认为教科书是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心，促进公民的效忠。
在书中，洛温着重攻击了美国人普遍引以自豪的几大英雄人物，比如哥伦布并非是最早发现美洲的欧洲人，“五月花号”中“始祖移民”是为钱而来，亚伯拉罕·林肯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是奴隶主，而鼓吹民族自决的威尔逊总统公然仇视黑人，并在任期内入侵苏联、墨西哥和海地。当然，他也没有放过联邦政府，不仅将之视为“老大哥”，而且把教科书对越南战争的选择性遗忘称为“不见罪恶”。另外，他的嘲讽列表还包括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
这样看来，这本书副标题“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并不准确，似乎可以改作“你没有见过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黑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些黑暗面？毕竟这位美国教授掌握的黑材料未必比乌有之乡的网友多。
事实上，书中列举的“史实错误”并不常见，反而更多呈现教科书忽略的真相，以及分析忽略的原因。因此，跟随作者探究教科书害怕真相的病理，要比单纯列出病象要深刻、有趣得多。
首先，我们发现教科书的编撰体例，很容易和一本合格的历史著作发生冲突。美国历史教科书一般体量庞大，但很少展示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当时的报纸、演讲稿和照片，也几乎没有注释和参考书目。为了尽快成书，出版商以低廉价格召集写手，据说一个写手两三天就能写好一章美国内战，这样的学术品质肯定没法和精研内战史几十年的学者著作相比。例如，当有人问起某部教科书的主编时，他这样回答：“他们(出版商)雇人写，我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了。”而《老师的谎言》这本书，每章末尾都有几十条注释，最多的一章有108条注释，虽然在辩驳相关史实问题时，多半注释都是二手文献，但也足够提供后排孩子向老师发难的弹药。
除此之外，在美国教科书的采用过程中，各州的教科书采用委员会和出版商都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对教科书的审查。委员会利用一大堆评估标准，把一些形式、腔调和内容与传统价值观不合的教科书，发回重审。另外一种导致教科书趋于一致和保守的力量来自出版机构本身，他们出于取悦特定的团体和读者，以及少惹麻烦的考虑，会积极做自我审查。一位编辑称“我们不需要一本绵里藏针的书”，于是放弃出版一本颇有前景的书，因为它过于专注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虐待”。
1925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宣称，理想的教科书“应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心；应该谨慎地、乐观地讲出真相，少讲失败，如果要讲，那也只是由于其在道德教化上的价值；应该主要讲成就……”而一些社会课教学的专家则对教科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议：“让学生面对重要的问题，并且不提供现成的答案；围绕社会重大问题研究；利用史学、社会学、文学、新闻等各方面一手材料，以及学生的亲身体验。”
这看起来是教科书编撰宗旨的差异，而实际上是两种历史观的冲突。前者认为历史首先是宣传品，是为特定政府和民族服务的，认同优先于异议，神话优先于事实，而后者则认为历史首先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问题，而不是一系列确定的答案”，历史教科书首先是历史，而不是宣传品。教科书只有允许学生质疑，才能更加接近真相，帮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
如果我们发现，现有教科书从来不是为了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公民，而是充当创造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养料，就很容易理解它为什么深植于恐惧和谎言之中。
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中所论证的，殖民地政府正是通过人口调查把人抽象量化，利用地图将政治空间识别标志化，以及联合博物馆的世俗系谱建构这三者彼此相关的方式，促成一种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事实上，除了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教科书也是诸多民族国家建构共同体的战场。而作为印刷品的教科书，以其复制方便、数量庞大、影响时效久的特点，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正因为如此，教科书即使不编造谎言，只需要选择部分事实，就可以创造出一套伟大的民族主义叙事。于是，没有污点的英雄出现了，没有史实的神话创造了。即使遇见历史河流中的挫折，也只是苦难辉煌大潮中的小浪花。这就是《老师的谎言》一书作者洛温教授，大力抨击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英雄神话、种族主义和粗劣的进步主义。
这样教历史有什么后果呢？
琐碎空洞的教科书隔断了历史与未来的联系，也断送了学生的兴趣和训练独立思考的机会，用朱尔斯·亨利的话来说：“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大学，都是在学习愚蠢。”
洛温教授认为必须从根本上区别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他引用名言将“真正的爱国者”定义为“谴责它的罪恶，并且不为其开脱的人”，而民族主义者则不分青红皂白为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辩护。
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个认真的批评者，都是最深沉的爱国者。
(本文刊于11月2日经济观察报。原标题：谎言、真相与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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