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要求大国建立安全合作框架
文/赵楚
巴黎恐袭发生后，各国论者都已意识到该事件对于当代安全事务和全球政治进程将产生重大影响，首要的是，对于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最新认识。从这次恐怖攻击的实施情况看，IS代表的新一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无论在战略上战术上，还是力量资源方面，都呈现出比以“9.11”为标志的基地组织活动更凶残凶猛的特点。可以说，国际反恐和非传统安全事务已因巴黎恐袭事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9.11”之后，欧美各国整合重建了反恐情报保障、作战力量、指挥体制与国际合作体制，设立了相关反恐法制。但巴黎恐袭显示，这些投入巨大、财政和人力成本高昂的举措，对于防范新一波恐怖攻击的作用有限。本次控袭就显示出，尽管在欧美这样的反恐力量效率较高的社会，尽管在巴黎这样的现代生活中心地带，IS仍能周密计划与实施如此严重的攻击。从国际反恐战争的宏观图景来观察，IS已不是当年躲在博拉-托拉山洞里被动挨打的本·拉登，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战争带到反恐国家的本土和心脏地带，并在那里协同展开残酷无情的攻击，本次控袭是国际反恐事务的一个转向点。
IS之所以能袭击到基地求之而不得的目标，是由于主客观环境因素的变化。过去14年来，从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到叙利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新恐怖主义的崛起，提供了不同于塔利班阿富汗时期的社会土壤。这些地区以及亚非等广大地区的社会失败与治理崩溃，导致庞大的泛伊斯兰文化地带的无政府化以及社会的挫败感与焦虑感，这些都为IS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实验提供了客观基础。
IS的极端政治崛起，与一战后魏玛德国的纳粹兴起有很多相似之处。极端的社会不安全、不公正，暴力无处不在，这使得野心勃勃的乌托邦极端政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不同于基地组织的是，IS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战斗组织，还是一个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实验。如果说基地等恐怖组织是军事行动导向的，而IS的战略则是政治与社会导向的。极端的社会政治实验，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强大的全球意识形态吸引力，这成为其在信息化时代全球招募和扩张的工具，另一方面，基于极端主义意识形体的政教合一社会政治实验，则为其提供了远比历史上其他恐怖组织强大的资源支持。
而恰恰在IS这种升级版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崛起之际，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欧美的全球反恐政策处于相对收缩的时期。奥巴马政府在从利比亚到叙利亚的局势问题上政策谨慎，“13年战争”(Thirteen Years War，美国国际政治和史学圈对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统称)实际上被当成类似越战的历史负担予以善后处置。在国防安全领域，美国及其北约伙伴将投资与计划重心转向传统安全的领域，即大国安全博弈的竞技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及其联军伙伴迟迟未能介入遏制IS崛起的战斗，直到2014年IS的势力已有横扫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际，奥巴马才发动联军空中打击行动。而针对IS的非正规军事组织形式和非常规作战特点，空袭这种预防性围堵作战最多起到延缓其发展势头的作用，并不能根本消除其政治和军事力量基础。
正是由于政策重心的变化和力量资源的局限，欧美均指望联军空袭的围堵作战可以遏制IS在伊叙的发展步伐，忽略了对手的反击力度。而巴黎恐袭表明，IS一直在精心计划惊人的反击行动。
信息化时代的无限残暴政治
巴黎恐袭采取的手段极端残忍，其针对的是无分别的平民，但其攻击手法却完全是军事作战化的，使用了从自动单兵武器到军用手榴弹和人体炸弹。从其使用的武器可见，其完全是极为坚决的屠杀性攻击行动。基地组织在“911”控袭后曾大肆渲染巴勒斯坦复仇等借口，而IS的攻击则完全针对现实政策，其战略可以称之为一种冷酷无情的信息化时代的无限残暴战略，这一战略背后有其精心计算的全球政治当代意图。
在认识当代恐怖主义问题上，常见的误解是把恐怖主义这种当代国际政治新现象与历史上的极端政治暴力相混淆，甚至与特定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极端残忍行为混为一谈。比如从基地到IS，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都被概括地称之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恐怖主义现象，但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彻底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新事物，是一种具有时空普遍性的21世纪极端主义政治现象。
从马德里列车袭击到伦敦地铁爆炸袭击，新一波恐怖主义浪潮的另一个特点，即是袭击者身份的本地化和全球化。已有很多报道证实，IS统治区已成为各国极端主义分子向往的邪恶根据地。而战后长期执行多元文化和社会宽容政策的欧洲，则在社会族群构成方面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与过去人们对恐怖主义与地区贫穷等问题的简单联系性认识不同，“9.11”后欧美本土的极端主义分子不断增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进入伊叙地区。参与IS的欧美各国极端分子约有3000人，同时IS还通过熟练使用社交网络等数字化平台，在欧美社会内部通过在线洗脑进行招募。因为欧洲内部的族群对话和融合政策不无问题，而乌托邦性质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欧美各种族群的青少年均有相当影响，因此，新时代恐怖主义得以从人员方面实现战争的本地化。这在资源本身不足的情况下，无疑使遏制新一波恐怖主义浪潮的任务更形艰难。
IS代表的极端意识形态并非用简单的道义谴责可以驳斥，极端残忍的暴力运用与道德上的极端自我圣化有关。IS的指导者很明显是在精心算计信息化时代极端无限制暴力的全球震撼效应，作为博弈策略，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残暴的攻击展示其力量和政治目标，使被攻击各国进入战争政策状态，进而瘫痪其正常的社会生活，并消耗其在中东等地区的国际行为能力。这与历史上那些为局部目标而采取的恐怖行动是截然不同的，IS希望通过这些袭击达致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目标，他们是要建立一个由其极端意识形态控制和指导的世界。这一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其威胁是全球性的，并非针对具体国家。
相比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所代表的20世纪极端主义社会实验，这些有意识的无限反道德残暴行为并非历史孤例。因此，当代反恐是一个具有燃眉之急的全球性安全任务，不是一般的国别安全问题，但其背后更是全球性的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的更广泛和深刻议题。换言之，如果各国在内部治理和全球国际政治政策方面不能有效地抑制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那么，即使IS实体被打败，世界仍未必会彻底摆脱无限制残暴的噩梦。
重建大国安全合作框架
传统安全的重心是国别的，即使像北约这样的联盟安全结构，其目标还是基于国别的集体安全，所以有相关的义务条款。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的全球安全格局中，传统安全仍占据各国安全政策的中心地位。回顾从“9.11”到巴黎恐袭的鲜血路程，人们应该在最新的血腥中充分意识到，当代恐怖主义威胁的全局性和严重性。安全与繁荣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两大目标，而安全更是前提性的目标。随着奥巴马结束“13年战争”，人们看到各大国安全战略有向传统安全加速转换的趋势，这一趋势又为面向新世纪的技术竞争而加剧。而巴黎恐袭显示，这一政策转向很可能是错误的。IS的崛起正值欧美将安全战略重心向潜在的大国竞争及全球政治事务倾斜之际，因此，如何在对恐怖主义这一全球非常规安全威胁的新认识下，重建大国安全对话和合作体制，就成了各国安全政策思维的首要问题。
我们常常会看到各种经济和贸易主题的全球峰会，也看到为全球气候和其他问题的大国领导人的积极政策作为，但无论在主要大国的最高双边和多边外交议程中，还是在最热烈的媒体话题中，当代安全和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从未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议题。从“9.11”到巴黎恐袭的14年时间，人们没有看到机制化的全球反恐与非传统安全峰会，相反，各大国则在反恐问题上进行各种政治意图的猜忌和指责，这一局面本身就部分解释了IS何以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IS的崛起，正是冷战后大国政治全球结构解体而无意重建新的大国合作机制的结果。由于没有最高的战略与政策合作推力，因此反恐在各国或成为传统军事安全政策的延伸，或成为强力部门治安执法的高级形式。这都大大低估了国家安全战略中恐怖主义威胁的位阶。
巴黎恐袭后，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对袭击的谴责和对遇难者的哀悼，但人们更应看到的则应该是国际非传统安全和反恐的“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当袭击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躲避于叙利亚的洞穴堡垒，恐怖分子的渗透跨越欧亚数国，袭击军火的偷运与储藏网络跨过国境，而且同样目标的攻击和屠杀在全球各地同步发生，传统联盟安全框架即使提升合作，也是难以应对的。所以，各大国打破安全猜忌，展开合作倡议，这是国际反恐事业能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前提条件。
当代恐怖主义浪潮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无效的产物。20余年来，由于经济事务占据各大国政策中心，安全议题被悄然边缘化，而大国国际政治对话与合作的氛围不无退化。但这种退缩的鸵鸟式思维应该被巴黎的鲜血所唤醒。无论在中东重建有效治理，还是在各国内部消弭撕裂，都必须确立一种更富于合作与公正精神的新政策理念，而反恐所要求的大国安全合作框架，因此也是通往更合理与健康的全球治理的一座桥梁。这直接关系到21世纪的世界是否会更安全和美好——在当代恐怖主义浪潮冲击之下，没有国家可以获得单独的安全，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闭眼不顾他人的前提下获得安全。
(刊于11月23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作者为军事战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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