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设宴的村主任何错之有？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赵志疆
“哪怕这个村主任不当，也要把儿子的婚礼搞起来。”陕西城固县莲花街办杜家槽村村主任马某，为给独子办个像样的婚礼，向纪委报备酒席数量未获通过后，他辞去村主任职务。(11月19日 华商报)
大操大办饱受诟病，这个宁肯不当官也要办酒席的村主任，难免使人怀疑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借这个机会聚敛钱财。不过，实际情况却又似乎并非如此，马某表示，置办酒席前后花了六七万元，而礼金只收了三四万元。因为一桩赔本买卖而主动辞职，这个村主任的行为令人惊诧，但是，置身于农村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现实，这样的选择似乎又不难理解——农村社会以家族宗亲为纽带，凡事喜欢蜂拥而至，这次婚礼，仅马某儿媳妇的娘家人就来了23桌，再算上自家村里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32桌酒席似乎也并不为过。
与以往见诸媒体的大操大办事件不同，此事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并不是因为东窗事发被追究责任，而是当事人先辞去村主任的职务，然后才着手大张旗鼓地置办酒席。仅从办事程序来看，一门心思为儿子操办婚事的村主任无可指摘，他不仅遵照规定进行了申报，而且在未获批准之后辞去了职务。虽然大操大办堪称“陋习”，但移风易俗显然非一己之力所能实现，当此之时，马某只是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以及一个为面子所累的普通人。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为领导干部置办酒席限定了桌数。不过，人情往来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和潜移默化的东西，不可能寄希望于“行政命令”的“尚方宝剑”一挥，就能立刻把民俗“斩于马下”。党员干部的大摆宴席、权钱交易确实急需解决，因为这样的大操大办已经完全脱离了民俗的范畴，而是手中的权力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处理此类问题，就应当和民俗文化明显区分开来，如果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约束，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权钱交易之实的行为将会大大减少；反之，如果权力得不到约束，纵使严格限定了桌数，依然难以真正杜绝掩藏在酒席幕后的交易。
为办酒席而辞职虽然只是个例，但由此也不难看出习俗强大的影响力。从抵制铺张浪费的角度而言，大操大办当然不值得提倡，不过，若是为了预防权力变现，仅凭限定酒席规模远远不够——限制桌数远不如规范权力更为直接和有效，如果离开了这个必要的前提，无论“限桌令”规定得多么严苛，都很难起到实际的作用。如此一来，不仅对那些亲友众多的党员干部有失公允，甚至不免给公众带来摆花架子、走过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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