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引发了巨大争议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陶舜
一个泰戈尔诗集的新译本在中国引发关注。其译者是中国作家冯唐，有人指责其译作“充满荷尔蒙的味道”“亵渎原著”，亦有人认为冯唐的译作不是“翻译”而是“再创作”，后来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出版方宣布因为“争议极大”，决定下架召回该书。
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又引起了另一场有关所谓“出版自由”的争议，一些人以下架为由，认为中国的出版自由受到了压制，有些人则认为无所谓，而很多冯译的抗议者则拍起小手，认为就是应该下架。彼此又争得不可开交。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场彼此误会(或者欺骗)的有关“出版自由”的春梦，而在这梦中久久不愿醒来的，正是那些炒作和借势营销者。
卒于1941年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早已无法表态，而50年的版权保护期早已过去，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人都有权翻译它，但是否值得出版就要看译者和译作的商业潜质了。如果泰老心胸辽阔，冯唐这就是在与前辈玩文字的性感游戏；如果老泰小肚鸡肠，冯唐便是在欺负死人。皇帝不急太监急，大家吵来吵去，也只是然并卵。
泰戈尔的诗集并不涉及政治，译作内容的争议原本只是有关翻译的技术讨论。在新译的《飞鸟集》中，诸如“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这样的句子，本身就充满娱乐或者说实验色彩，何况此类放肆的译文在集子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本书的责编金荣良说，文学翻译见仁见智，冯译比郑振铎译得更凝炼，更像诗歌，且有大量佳作。
诗歌经过翻译如同酒被蒸馏，口感往往不佳，如果本身不是文章圣手请不要从事文学翻译，会倒人胃口的——恕我不敬，我对泰戈尔毫无好感只因过去通行的译作太过平乏无味。如果冯唐译作还能买到，我愿意冲着这个霸气侧漏的译者买一本来读。从这个角度看，冯唐的译作能够为老泰带来新读者，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多一种选择有什么不好？
冯译本的下架对读者来说是一种潜在的损失，但这真是出版自由的流失吗？我看不是。冯译本的顺利出版上市，以及后续的商业宣传本身就证明了这本书得到了应有的出版自由。这本书的出版方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郑重也强调，出版社没有受到任何上级部门的任何压力。这本书的版权方是果麦文化。在书籍达成销售之前，出版方当然有权召回自己的产品。下架这个决定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另类营销，实际上推高了这本书和相关各方的知名度，是一种利好。
实际上在中国市场，被下架的书一般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售罄。冯译本的所谓“召回”，只会让更多人想买此书，因为人们总是认为禁果会更好吃，哪怕是一个假冒的禁果。冯译本的下架，是一个出版事件，是一个商业事件，是一个借坡下驴的包装精致的营销事件，恰恰不是一个“压制出版自由”的事件。
有人说今天有人能让冯译本下架，明天人家看你不爽就能让你的书下架。此理似是而非。请记住，在这个节操营销时代，被下架是一种光荣，更是畅销的标志。
冯译本只是受到了点舆论压力，因舆论而下架算不算出版自由被损害？恐怕不是，因为受质疑和批评的出版方有权选择充耳不闻。在中国，很多被舆论广泛质疑的书不仅依然挺立，而且卖得很好，比如那些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书，和于丹讲《论语》的心灵鸡汤，都曾饱受批评，但批评归批评，售卖归售卖。如果人们愿意从意淫和春梦中醒来，或许应该关注一下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的新书《走出帝制》，这本书被传下架之后同样销量大增，后来真的被下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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