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文史差错举例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7日11:28 外滩画报

　　“咬嚼大鳄”金文明锁定余秋雨：你《借我一生》我《还你半世》

　　编者按去年，《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书让沪上“咬嚼大鳄”金文明先生成为华文读书界乃至传媒的热点人物。该书以确凿可靠的史料和逻辑严密的论证，揭示余秋雨先生三部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中126处文史差错。出版后两个月内重印5次，印数达4.5万册。并被引入台湾，由远景出版社

出版发行。

　　今年6月，金文明又写出三千字长文《不是盗版，胜似盗版》，生生“咬嚼”出余秋雨昆曲研究新著《笛声何处》中文史讹误60多处。

　　金先生日前向本报透露，正在“研读”秋雨先生今年出版的自传体新作《借我一生》，着手编撰另一部“全面揭露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作伪造假、篡改历史的丑行”的新著。

　　书名暂定为：《还你半世》。

　　经金文明先生授权，《外滩画报》独家首发其专论《借我一生》中文史差错的一组文章(关于秋雨“文革故事”考辨文章暂不发表)。该组文章将被收入《还你半世》。

　　金文明／文

　　“文史出手错，谎言信口编”。这是我读了余秋雨先生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以后所获得的初步印象。本文拟就此书中发现的常识性文史差错略举数例，加以辨析和考证，以飨读者。

　　圆明园是谁烧的？何时烧的？

　　余先生在《借我一生》第四卷第一章中提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时写道：

　　因为这个藏经洞藏下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年月，又被发现于中华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它发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晚春季节，与八国联军发起向中国的攻击几乎同时。焚烧圆明园的烈焰即将腾起，远远地照见沙漠深处的这个洞窟……(第456 页)

　　稍稍梳理一下，余先生表达的观点相当明确：清代皇家的圆明园，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1900)被八国联军焚毁的。

　　这种别出心裁的说法，余先生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创造出来了。他在2000年5月问世的《千年一叹》“尾声”中，以更加清楚的语言告诉人们：

　　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国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

　　无独有偶。大约在一个多月前吧，我偶尔从一家电视台的专访节目中看到，余先生又在那里向读者介绍“八国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故事……

　　四年之中前后三次，讲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表达的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历史是否果真如此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学者是怎么记载的：

　　王闿运《〈圆明园词〉序》：“咸丰九年(1859)，英吉黎(英)、佛兰西(法)……乘粤寇(太平天国起义军 )鸱张，中国多故，乃以轮舶直入大沽口。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上方园居，闻戎骑已到通州，仓卒率后妃幸热河 ……十年九月(当公历10月至11月间)，夷人至园门，奸民乘机纵火，夷人从之，三昼夜不绝。”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五日(公历10月9日)记：圆明园园囿之美，冠绝古今，一旦播迁，委之而去，犬羊深入，遂付焚如。”

　　我们现在的初中历史课本第三册“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节中，有以下介绍：

　　英法联军一路烧杀，于(1860年)10月占领北京，野蛮地洗劫了北京城，他们还闯入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大肆抢劫，放火烧毁了这座宏伟华美的皇家园林。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余先生的表述完全错了，应作以下几点纠正：

　　1.焚毁圆明园的不是八国联军，而是英法联军。

　　2.焚毁的年份不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900年，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年即1860年。两者足足相差了40年。

　　3.焚毁的时令不在“晚春季节”，而在将近秋末。两者相差五个月左右。

　　此外，余先生在《千年一叹》“尾声”中把所谓“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日子定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80天”，也错得让人莫名其妙。

　　且不说将英法联军误为八国联军的差错，只谈时间上的颠倒混乱。根据文献的记载，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公历6月22日。应是仲夏而不是“晚春季节”)，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则在同年的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公历8月15日)。

　　明明是后者比前者晚了50多天，余先生怎么反而把它说成前80天呢？

　　治学粗疏的“伟大的历史学家”

　　据台湾政大历史系教授彭明辉说：余秋雨现在已成为台湾许多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目中，“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称号，总是跟严谨治学的作风联系在一起的。

　　上海学术界有位年届耄耋的前辈学者曾经评论说：“余秋雨是个文章写手，才气过人，能说会道，但治学粗疏，根底浅薄，说文论史，喜作浮夸无根之谈，引用文献也屡屡出错。

　　我也颇有同感。下面试举一例，以见一斑。

　　余先生在《借我一生》第四卷第一章中写到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号亭林)的严谨好学精神时，引用了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的一段记载：

　　全祖望有记：“亭林先生出游，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险隘关塞处，请教老兵退卒，问往日战事。若与平日所知不符，则广求书籍核证。”(第448页)

　　上引这段文字，究竟出自全祖望的哪篇文章，余先生不作任何交待。这是他引用古代文献时常犯的毛病。究其原因，可能余先生看到的并非全祖望的原文，而是别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

　　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通过查检，我从全祖望《鲒埼亭集》收录的《亭林先生神道表》一文中，找到了同余先生引用的那段内容类似的文字：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这两段关于顾炎武治学事迹的记载，情节雷同而文字出入较大，显然一为原作，一为后人转述。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如要加以引用，可以有两种办法：首先应当根据全祖望的《亭林先生神道表》，照文直录；若为闻见所限而未及寓目，也可使用后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但必须如实注明转引所据的书名卷次，不使与原著混淆。这是每一个治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的诚信素质。

　　遗憾的是，余先生在这里明明引了别人的二手货，却偏要特意写上“全祖望有记”的字样来蒙人，给读者造成“引文来自原著”的错觉。

　　“小题大做”，还是“无知者无畏”？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属于基本常识的东西，看起来容易，但如不下点功夫去学，仅凭一知半解就信口开河，免不了要出洋相。余秋雨先生把古汉语四声中的“平声”说成“下平声”，就是一个例子。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有位戏曲作者在剧本中写了一句“牛女迢迢”(“牛女”指牛郎织女二星)的唱词，被导演临场改成了“天河迢迢”。这一改动，涉及音律上的专门知识：“牛女”的“女”是个仄声字，而“迢”则是平声字，原句平仄相间，唱起来有抑扬顿挫之感，改成“天河迢迢”以后，四个字都成了平声，就没有起伏变化了。

　　因此，讲究音律的作者认为改坏了自己的唱词，感到委屈和不满。

　　余先生无法理解该作者的苦衷，在《借我一生》对他大加讽刺，还特意拉出“一位教授”来，说了一句十足的外行话：

　　这真是小题大做！女是上声，河是下平声，能唱就行，唱词中屡见不鲜。第439页　

　　这件事情，余先生早在几年前的《霜冷长河·文化敏感带》一文中就已详细地谈到过，虽然当时并没有让什么呵斥别人“小题大做”的“教授”出场。所以，“女是上声，河是下平声”这种说法，应可视为余先生本人的观点。

　　“女是上声”，此话并未讲错，但“河是下平声”，就出了问题。

　　古汉语只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上、去、入三声合称仄声，而平只指平声。从音理上讲，平声是不能分成什么 “上平声”和“下平声”的。

　　那么，所谓“下平声”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平声字数量较大，远远超过了上、去、入各声，因此某些古韵书就把上声、去声、入声各编成一卷，而把平声分卷编排。如《广韵》将平声编成两卷，称“上平声”和“下平声”；《集韵》则将平声编成四卷，称“平声一”、“平声二” 、“平声三”和“平声四”。“河”字在《广韵》中收入“下平声”卷，而在《集韵》中则收入“平声三”卷。

　　人们在需要指出“女”、“河”两字声调的时候，只能说“女是上声，河是平声”，绝对不能说“女是上声，河是下平声”。这种把声调和编目名称搅和在一起的说法，只能反映出说话者概念上的混乱。

　　按照余先生和那位“教授”的逻辑，既然“河”在《广韵》中被收入“下平声”卷就可以说“河是下平声”，那么，它在《集韵》中被收入“平声三”卷，是否也可以说成“河是三平声”呢？

　　是那位被余先生的“教授”训斥的戏曲作者“小题大做”，还是训人者自己“无知而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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