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考生沈飞的父母到学校参加高考家长会之后，回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母亲抢救无效身亡，父亲至今躺在重症病房里。为了让沈飞安心高考，家人、交警和学校共同隐瞒了车祸事故，让他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母亲去世噩耗的人。[详细]

类似的悲剧，不独沈飞一家。西安考生刘庆高考完后，母亲才告诉她一个噩耗：作为公交车司机的父亲刘海信在工作时突发脑溢血去世。而她的母亲和老师为了让女儿高考，隐瞒其父去世信息整整2个月。[详细]

为了孩子的高考瞒住亲人的死讯，这样的事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同样，对这样的事情，每年也都会引出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反对者说，“父亲只有一个，高考可以重来。不能把高考看得比亲情还重要。”而支持者也说，父亲已经走了，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而高考对中国的学生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十几年的学习成果都由高考的一张考卷决定，并且影响未来，甚至终身。”

有人说，这些都是“善意的谎言”——诚然，隐瞒者往往是出于好意，但谎言依然是谎言，做法值得商榷。告知孩子真相，也许会影响情绪，少了些分数，但尊重的却是起码的人性。考生不再是小孩子，在亲情和高考之间选什么、怎样选，他们应该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详细]

当高考理性战胜人性的温热，一切伟大与凄美便异化成了一种悖逆普世价值的妖异。于人生而言，只要社会构架公平、后赋机会平等，处处可以是考场，但人性中的善与悲悯，却是最容易遮蔽、最难以养育的部分。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价值观，以至于成人世界“高度一致”地认为父母去世都大不过高考的价值呢？

“一个善意的谎言”，不小心说穿了我们内心的私欲与不堪。道理很简单：在一切价值选择中，“高考”果真是永恒正确的至高无上？这不仅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羽毛球汤尤杯赛在武汉落幕，中国女队夺回了失去两年的尤伯杯，女双队员王晓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在尤伯杯开赛前，王晓理的外婆病危，为了不影响她备战，各方选择了隐瞒消息。事后，更多人在反思：一个冠军奖杯，真的比见外婆最后一面还重要吗？体育竞技的主旨，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冠军至上”？以此为代价的名与利，果真值得公共舆论推崇备至？

高考的狂热，是事实逻辑上的情有可原，而绝非价值逻辑上的本该如此。于健康有序的时代而言，人性、也唯有人性，才是高考最重的考题——而我们的解答与诠释，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底子”。

高考是件特大的事，人们对它毕恭毕敬，不说是压倒一切，也得说压倒许多大事。高考对不参加高考者来说无意义，对参加者则要紧得很。高考不必要和高考至关重要的论证都不算错，无需就此统一思想。两种道理都有事实证据，也都有实用价值。理论上虽很复杂，但正方、反方的道理运用却很简单，因人制宜或各取所需罢了。

而实际上，对于“善意说谎者”无意间均对高考的人性化程度做出了恶意评估：因为父母的离世而影响高考，那肯定误了终身；高考机制、高考机构不会因普通人的意外横祸而通融，过了这村没有这店。

和现在“高考至上”的做法相反，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如果考生不幸遭遇“丁忧”，家里长辈逝世，则要求守孝三年，不能参加科举。这种为了“伦理纲常”而限制考生的做法虽然捍卫了“孝道”，但是却也耽误了考生前程，令不少士子饮恨。

无论是哪种结果都来得有些残酷。这种“一考定终身”模式的强大惯性让考生无法不敬畏高考尊严，面对亲情纠结，即使忍痛赴考，又不能不饱受煎熬，而当前的高考机制又不允许考生在处理完亲人后事之后补考，只能再苦读一年，等待下次高考。

正是因为这种高考机制让考生不得不在高考和“亲情”中间做出“二选一”。这件事理想的结果是引起高考机构的思考，以便在考生遭遇特殊事件而不能、不该参加当时的考试时，为不幸的考生安排某种特别的应变、补救措施。大家希望这种两难现象不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陪护了遇险的亲人又不被高考排挤出局，这愿望合情合理，技术上、公理上均无障碍。若是做到这件小事，高考组织将增添一点人性化色彩。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