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青年话题”9月19日刊登时统宇研究员的文章《震惊于记者被收买》，对在繁峙矿难中有11个记者被收买、昧着良心噤声而感到痛心和震惊。可是，震惊之后如何反思，时先生可能由于篇幅的原因没有提及。

　　实际上，类似事情并不鲜见，只是没有表现得这么集中和突出而已。

　　奇怪的是，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新闻工作者大面积堕落时没有提及姓名和单位，这是避的什么讳？《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造假，美国媒体直指要害，毫不留情，我们干嘛这么客气？是不忍“同行相煎”吗？既然媒体能够对涉案的其他人员指名道姓，却惟独不愿意提及同行，这是什么心态？

　　在我看来，媒体互相避讳，不仅有违公众知情权的要求(媒体不是整天叫着要知情权吗，为什么到自己身上就羞羞答答了)，对曝光的其他行业其他人员来说，也不公平。

　　近年来，随着新闻业高速发展，新闻从业人员队伍也急剧膨胀，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新闻工作者的神圣光环事实上已经部分被消解。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新闻工作者是精神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播者，但也是一名普通从业者，我们不应对所有从业者的自身道德情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下大功夫，激浊扬清，将那些不合格的从业者逐出新闻队伍。

　　现在新闻业内有个公开的秘密：有偿新闻已经向有偿不新闻转化。原本是收人钱财替人当吹鼓手，现在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后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一些记者在圈子内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往往呼啸来往，同声共气。在这种风气和现实之下，繁峙矿难中出现11名问题记者也就不奇怪了。

　　记者不是超人，同样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就可能犯普通人的错误。因此，对11名问题记者的震惊，可能是时先生对新闻界目前的形势过于乐观了。这几年类似的事还少吗？南京一记者拿人家钱策划砸空调被以破坏经济秩序罪逮捕。南京还有一批记者，拿了一个企业的红包后，到这个企业的竞争对手那里去暗访！某电视台一个记者捏着一家房地产企业的把柄进行敲诈，湖南一记者成为“地下组织部长”，等等。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恐怕会让时先生更震惊。

　　对繁峙矿难一案中的涉案记者，首先要进行曝光，其次应果断吊销其从业资格证书，再次应对其单位进行警告和罚款。否则，光靠喊职业道德自律，显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的腐败情势，很大一部分原因不就是过于强调干部自律而忽视了监督制度的建设吗？

　　说到监督，如何对媒体自身进行监督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有关部门只关心媒体是否在政治上和经营中违规，但对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实际上并无有效的章法。能否考虑成立行业评议会之类的组织，规定一些新闻工作中必须遵守的细则并强化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