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的这个周末是“公民道德宣传日”———改革开放25年以来的第一个。而之前有这么几则新闻，让我们在更为具体的事件中，感受了“公民道德宣传日”给人带来的意义与思考。

　　9月初北京市东城区制订了《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用7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100个三级指标，涵盖了道德管理、道德基础、道德环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7个方面，“模糊”的道德在这个体系中可以量化分析、定性考核，成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规矩”。

　　我们似乎并不缺少关于道德的种种教化，但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是出现了道德缺失的现象，除了与我们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都处于宗法社会，传统道德重人伦、礼教，家规、乡规发展完善，而现代工业化社会、甚至信息化社会所需求的公共道德、公共社会生活规范却难有发展的土壤)有关外，不得不承认，我们在道德教化的某些方面是失败的。7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有过这样的道德教育背景：小学时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学时代开始重视“集体主义教育”，而上了大学我们又开始强调“个人卫生”，检查学生宿舍卫生于是成了学校工作的一部分。道德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道德教育模型有意无意地模糊了我们对道德本身应有的敬畏和尊重，“道德”成了一张“大而空”面孔，十分遥远。

　　由此可鉴，我们为北京东城区的《公民道德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叫好，为北京市新近推出的“危德、官德、商德、网德、绿德、居德、车德、衣德”等八种“新德”叫好，尽管它涉及到的只是有关公民酗酒、扰民、上网、甚至是穿衣等细枝末节的东西，但我丝毫不觉得这是在小题大做或者有任何的难为情。社会公德的整体素质好坏取决于公民的道德素质高低，而公民道德素质的高与低正是表现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规范和约束好作为个体公民的外部行为，然后再提高其内部境界，由外及内、由末及本，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道德，怕也是道德建设的规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拥有一个鼓励道德建设者的环境。江西省静安县的农民刘文锦，凭借活跃的经济头脑和与左邻右舍良好的关系，被村民们评为文明信用农户，为此他赢得了三万块钱的贷款。他感慨地说，以往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做抵押，加起来也就只能贷到两千块钱。但是现在由于我的道德好，我能贷到三万块钱。让道德的建设者真正成为道德的受益者，刘文锦是个很好的范例。

　　要是让“规矩”成为“强制”、“管理”及“规范”的力量之一呢？四川省政府近日要求全省干部带头敬老养老，若不履行赡养义务，甚至虐待、遗弃父母长辈的，一律不予提拔任用。当靠自律不足以约束我们期待的道德行为时，我们还应该诉诸社会的舆论监督、诉诸制度、诉诸公务人员的选拔与任用等机制。

　　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都是基于对道德标准的尊重上，让道德在“规矩”中深入，如此，“头顶上灿烂星空，道德律在我心中”，康德的告诫离我们就不会再那么遥远。

　　-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