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铁丁

　　据新华社报道，20多年来，苏州市出现了“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腐败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市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一把手，前后近百人，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处分。

　　为什么会出现“百官共廉”现象，文中提出一些观点，其中之一是苏州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干部，用及时打招呼、发诫免书等事前预防措施来防止干部走上歧路，同时也在经济领域建立一系列制度来规范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这种做法令人深思。反腐败成果体现在保廉上，但同时也应该体现在保护干部的制度建设上，这才是反腐败工作的根本所在。

　　事实上，从媒体报道相关部门的反腐败斗争成果看，经常是以抓获贪污受贿干部多少、挽回经济损失多少来体现的，这是一般的社会效果论。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官员贪污腐败，即便得以查处，其行为也已经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百官共廉”的可贵之处在于：以人为本，着眼于从“人”的角度来设计有效的制约机制。

　　在对当前腐败现象的调查中，人们时常慨叹腐败现象出现年轻化、知识化的趁势。这种思维存在一定误区，还停留在“制度是完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腐败主要是特定年龄因素造成”的思维定势上。事实上，在缺乏制度约束的社会里，腐败现象是向整个社会肌体，向所有社会权力阶层渗透的，我们已不应对任何年龄段、任何知识阶层的腐败现象感到不解。

　　因此，当我们习惯于用“打击效果”来衡量反腐败成绩时，有没有考虑这种打击所消耗的社会成本是否过高？腐败现象既然在任何领域滋生，就说明它不是一种偶发现象，不应仅止于追究人的道德失范而忽视制度和机制的建设。社会应在打击腐败的同时，切实将怎样尽可能节省社会成本、减少社会震荡、体现对于人的关怀引入反腐败研究领域。任何一个走上权力高峰的领导干部，其成长过程中所消耗的社会成本和代价都十分高昂，如果我们一味从干部道德素质本身作要求，忽视事前的预防，只在干部犯罪后对其查处，除了要支付高额社会成本外，也造成了由于对人缺乏各种善意约束而产生的人性悲剧。

　　因此，“百官共廉”现象所引发的决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效应，而是体现出制度应有的善意。尽管这个制度仍有很多不足(比如对苏州市级领导的监督仍然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主，缺乏严格规范的监督)，但苏州市无疑在尽力向这一方面努力，注重经济领域与人文领域的监督提醒，既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也有善意的事前提醒。一个好的制度就应当如此，它应该是保护人的权益，限制人内心隐藏的恶；它着眼于人的复杂性本质，体现出人性而非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