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据1月16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北省涉县上巷村村委会主任换届选举中，村民只要投某位候选人的票就可得5000元，该候选人还宣称，如果当选将再给每人2000元，“就是判我3年徒刑我也干”。

　　一个村委会主任职位何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这位候选人甘愿冒坐牢的风险，明目张胆地进行贿选？村民们一语道破天机。村里的几个企业每年都赢利三四百万元，但村民们一分钱也没得到，而且这笔钱的去向也从未公开过。村民们认为，候选人之所以会这样不遗余力地竞选村委会主任，就是看中了村里这些企业丰厚的利润。

　　症结找到以后，补救的措施自然也就出来了。司法机关的必要介入，村民自发的经常性监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贿选现象发生。

　　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司法机关的介入毕竟是滞后措施，村民的监督也有一个成本核算问题。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应该是从法律上减少村委会的权力，让村民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以往的立法中，我们意识到了建立村委会这一自治机构的重要性，但没有看到村委会组织运行所耗费的巨大成本，更没有预见到村委会组织产生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减少村委会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剥夺村民的权利。因为村委会的权力和村民的权利不是同一概念。正是由于村委会的权力过大，村民自己能够掌握的权利太少，才导致村委会选举的变形。村委会作为自治机构，不应该过多地担负公共事务，更不能随意处分村民的集体财产。村委会的社会职能应当被强化，但其经济职能应当被削弱。村委会不应该成为“二政府”，也不应该成为经营性组织。国家在涉及到村民权利的问题上，应该直接听取村民的意见，而不应该通过村委会上传下达。村委会的职能越单纯，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事件就越少。

　　现在应该淡化村民的组织管理机构，通过现行的法律和法规直接规范村民之间的行为，给村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应当及时修改，应当从制度层面真正让农民当家作主。

　　当然，在制度没有修改之前，村民应当珍惜自己的权利，通过村民议事机构或自发的监督机构监督村委会的日常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我们注意到，在自治机构的选举中，普遍存在着囚徒困境和从众心理。一些村民认为，如果不接受候选人的贿赂，既得罪了候选人，同时也会丧失获得眼前利益的机会。于是他们权衡利弊，作出了接受现实利益的选择。一些村民看到有人从选举中获得好处，认为坚守立场会成为少数，于是也选择接受贿赂。囚徒困境和从众心理，让我们看到了在农村增加法律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制度是明确而严厉的，依照制度进行的选举是公开透明的，那么贿选事件就可能会减少。正是由于在村委会选举中缺乏必要的刚性约束，候选人违法选举的责任不明确，才会接二连三地出现贿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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