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均放

　　广州市人大副主任郑国强建议政府应从稳定治安的角度出发，研制出一些吸毒替代品，以减少吸毒者因没钱吸毒而发生犯罪行为。此建议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陶驷驹的认同。(9月13日《新快报》)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也许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不是间接默许甚至“鼓励”吸毒者的行为吗？也许有些人还会说：对于这些吸毒者，应该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怎么能让政府出钱贴补他们的吸毒替代品？

　　我看到这则新闻，想起了前不久同样闹得沸沸扬扬的“地方政府向卖淫女免费发送安全套”事件，在那起事件中，人们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做？

　　让我们暂时先抛开纯粹的道德观评判，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探讨这样的现象：吸毒者和卖淫女都容易成为艾滋病的传播者，吸毒者因没钱吸毒引发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这时候他(她)们就成了高危人群，他们的行为很可能对其他人造成潜在的威胁。当在目前现实情况下政府尚无法完全控制这些行为时，向吸毒者提供吸毒替代品、向卖淫女提供免费安全套就是现实中最有效的选择：这种办法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吸毒者和卖淫女自身，从而也保护了多数民众的防病需要和安全健康。这种选择给公共利益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可能的损失，这就是现代社会要求的政府理性。

　　个人理性总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常人，你我在对某种现象作评判时往往容易掺和其他因素在内，比如个人情感好恶、在不同环境下培养的道德观、个人利益衡量等等；但是政府理性不一样，它的任何政策出发点其实都是集体博奕的结果，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技术分析和价值判断、公平和效率的混合体，它可能不是完美的但却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它会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而变。　

　　个人理性与政府理性在社会管理中有着这样的分野，个人理性可以带有更多的理想化色彩。而政府理性解决的则是制度具体执行的问题。制度的外表是一种理性工具，但在这种工具的背后起支持作用的则是我们想要追求的公共价值，个人理性与政府理性最终将在“小异”中达到“大同”。

　　所以，当我们明了了个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异同之处，我们就不会再对政府向吸毒者提供吸毒替代品、向卖淫女提供免费安全套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了。一个以理性方式保护吸毒者和卖淫女的社会，一个考虑公共利益远多于维护“面子”的政府，其实也就保护了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