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首届“参考消息先驱论坛”上，“走出去”显然不止是中国企业构想中的蓝图，这个战略思路已经细致地渗入了各业界先驱们的议事日程。岁月和经验在“走出去”的平台上对等地交换着，投资和收益在海外市场的博弈中理性地增长着。然而，每一个以过分代价赢得的海外项目都会背离我们的初衷，每一次投资决策的失误、每一场意外风险的发生更会令当事企业黯然神伤。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全面审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败得失，用全球视角衡量中国实业家和投资者海外兵团的是非荣辱，积跬步以致千里。

　　数据篇：把现状放进全球坐标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

　　据统计，截至2002年6月，我国已有海外投资企业6758家，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是我国在海外投资兴办非贸易性企业最集中的地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涉及的行业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面发展到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工程承包、装配企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旅游及餐饮业等领域。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世界坐标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维农的研究：一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比例，发达国家为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按此比例测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有400亿美元以上，而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关甚远(见图表)。全世界每年国际工程承包的总金额在1万亿美元左右，我国只拿到1%多一点。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情况

年份      海外企业(家)      中方投资额(亿美元)

1991        270                    7.6

1994年       4557                 55.24

1998年(上半年)  5666               60

1999年        5976                69.5

2002           6758              132

　　局限篇：海外投资尚处学步阶段

　　尽管我国海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的差距。此外，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总体上仍带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具体表现在：

　　投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从平均水平上看，发达国家单一目的跨国投资的平均金额是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50万美元，而我国境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占90%，500万美元以上的只占23%。这种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境外投资企业的分布上看，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地理选择以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

　　虽然我国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美地区、俄罗斯和前东欧各国投资都在稳步增长，但从总体方面看，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地区分布仍相对集中在亚太经济区。据估计，我国企业有近80%的投资项目位于亚洲。

　　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以合资企业为主，经营领域集中在以产品输出为主的贸易领域。

　　绝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商品出口阶段，并且许多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由中间商控制。

　　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低。很多企业由于国际化经营的水平较低，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海外投资企业效益较差，投资回收率低。199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范围涉及除青海、新疆外的全国各省区。调查项目2202个，投资总额22.76亿美元，中方投资额13.17亿美元。其中盈利或持平的企业805个，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36.6%；亏损企业828个，占被调查企业数的37.6%，有569个企业未报明经营状况。盈利的805个企业中，汇回利润2.77亿美元，占中方投资总额的21.03%，除中央单位投资回收率比较理想外，各企业投资回收率普遍偏低。

　　此外，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技术水平和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还都较低。而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之间缺乏组织上的协调，各自为战，引发的内部过度竞争也越来越严重。

　　预警篇：离开母国面临五大风险

　　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后，由过去仅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转变为承担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有：

　　东道国的政策法规改变风险

　　东道国法律、财税制度的变化，或国内一些政党、民族对外来资本的敌视都可能使投资项目变得不经济。此外，东道国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有时会人为设置障碍，如企业常常遇到当地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上门敲诈勒索的现象。在某东欧国家，当地移民局工作人员曾以拖延办理签证为要挟，向中国投资者提出赠送办公用具等无礼要求。

　　东道国与企业母国的外交关系、经贸关系变化风险

　　东道国发生内外部冲突或爆发战争，东道国政权不稳定或发生更迭，以及东道国原有政策遭到废除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在主要政党轮流执政、缺乏政策连贯性的国家，新政府上台后往往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多方刁难，甚至单方面中止上届政府签署生效并已实施的合同，对我国在该国的工程承包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

　　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动风险。

　　例如，1998年下半年以来，阿根廷陷入了长达近5年的经济衰退，2002年比索大贬值，通过膨胀急剧上升，市场萧条、销售萎缩，曾在阿市场打开销路的部分中国公司目前已无生意可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

　　汇率风险和融资风险

　　投资者常常要通过贷款筹集资金。融资及偿还币种的选择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如果选择不当，在还款期内遇到汇率大幅变化，可能给企业带来极大损失。

　　投资风险和企业信用风险

　　企业到海外投资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对目标市场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国一些企业往往只看到了东道国的优惠政策，没有经过科学的总体论证就匆忙“走出去”，对东道国的经营管理总体环境背景了解不够，而导致最终无法生存。此外，“走出去”的企业还因为常常碰到一些由于与合作伙伴经营理念和文化差异而妨碍公司正常运营和发展的情况。

　　中国企业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是必然趋势。“走出去”对于国内企业毕竟是新事物，应当对其风险性有理性认识，要积极推进，更要谨慎决策。开展海外经营活动不但要了解国际惯例，掌握经营规律，更要对项目所在国的国情、法律、政策、文化、习惯有深刻的了解，规避可能遇到的风险。

　　政府篇：将原则落实为服务项目

　　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必须强调，“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在“走出去”中的角色是服务。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首先必须学习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协作发展经验，努力创造使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环境，并进一步深化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改革。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更有效地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我国有关部门要考虑解决好以下几个大问题：

　　建立保障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加快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的立法，尽快改变我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无法可依的局面。充分运用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权利，加强多边、双边经贸磋商，减少和排除境外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抓紧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投资协定、社会保险协定等政府间协定，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放宽对外投资审批政策，简化审批程序，增加审批透明度

　　首先，应当按照合法和效能原则合理划分和调整各有关部门的职能，简化程序，缩减审批内容，减少环节，改善管理，强化服务。其次，按照合理原则，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参照有关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渐进自由化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微观化的问题，进行符合对外直接投资规律的合理审批。再次，按照责任原则，在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同时，更要加强事后监管。最后，按照监督原则，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审批的条件、程序，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规范地审批，便于社会监督。

　　增强对外投资政策的独立性

　　我国现行境外投资政策目前只是与对外投资有关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缺乏相对独立性，因此有一定局限性。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对独立的对外投资政策，或与贸易有关的对外投资政策

　　进一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体系

　　这主要包括：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扩大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商业信贷资源、进一步完善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的信用担保制度、正确执行企业授信政策、改善买方信贷政策、放宽外汇管制等。

　　接受实物支付

　　改变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和境外工程承包活动中不能接受实物支付，包括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战略物资如石油、木材、化肥和食用油进口的现状，更多地采用在当地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下接受实物支付的方式，实现资源互补。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应对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均实行国民待遇，将民营企业纳入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范围之内，扫除对外投资管理的“盲区”。

　　设立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为企业提供信息、法律、财务、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方面的服务。加强政策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帮助企业培养一支能够开展跨国经营的高水平企业家和管理人员队伍。鼓励在境外属地化经营，利用当地智力资源，满足跨国经营对人才的需要。

　　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

　　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国际惯例，我国企业想“走出去”，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协调行动，要在全球站稳脚跟并夺取竞争的胜利将是困难的。因此，改善国家对企业的支持方式以及与企业的联合和协调行动必不可少。

　　风向篇：细看跨国公司的新动作

　　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是跨国公司面对全球经营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战略调整。总体上看，有三大因素直接影响了跨国公司国际经营战略的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经济自由化。第二个因素是技术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跨国经营的管理成本和运输成本。第三个因素是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朝着灵活、高效、反应迅速的方向不断变革。在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一体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角度合理配置资源

　　在竞争压力的影响下，跨国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重要的选择，内部化还是外部化，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国际生产体系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走专业化道路，集中资源以加强核心竞争能力。在生产价值链的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和市场营销三大环节中，跨国公司更多的是“抓两头”，即紧紧抓住技术创新、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新产品的开发和升级，同时，控制产品销售渠道，在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甚至售后服务几个环节上不惜重金。

　　通过“外包”业务，提高企业的灵活性

　　外包是指企业由原来内部生产和经营活动转变为从外部供应商处购买。外包战略的实质是重新确定企业的定位，截取企业价值链中比较窄的部分，缩小经营范围，重新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将资源集中于最能反映企业相对优势的领域，构筑自己的竞争优势，获得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

　　合同制造商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作用突显

　　合同制造商是根据供货合同，为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合同制造商与贴牌生产商(OEM)的区别是：它们本身也是跨国公司，在世界安排研究与开发和生产基地。合同制造商的优势在于，它同时为不同的客户提供产品，因而享受较高的设备利用率和使用效率。同时，合同制造商还开发新的加工技术，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其主要客户开发新产品，并承担与产品制造相关的其它业务，如物流和订购，以及产品的售后服务。因此，合同制造商不仅有规模经济优势，还具备相当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技术信息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下，跨国公司经营战略朝着专业化、组织结构扁平化和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合同制造商的兴起正是跨国公司调整业务，进行战略性外包的产物。中国企业应该以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为契机，加入到其国际生产价值链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多种形式开展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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