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云翔

　　10月1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这样一个“情况说明”：昨日广州各媒体均刊登了关于广州市公安局举行“首次110每周社会治安情况提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由于本报没有接获有关方面的与会通知，因而遗漏了这条重要消息。

　　也许这对于媒体和消息发布方来说都是无心之过，但是笔者却由此看到了当前新闻发布方式上的很大不足。笔者认为：新闻发布会不能由发布者选择媒体。

　　因为采取由行政机关邀请媒体参加的方式，操作中难免偏私：顺我者，邀；不顺我者，拒。如此操作涉嫌不正当竞争，危害公民知情权，妨碍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害莫大焉：

　　其一，妨碍社会对政府的监督，颠倒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位置。在当今政府掌握社会主要公共信息的情况下，行政机关选择媒体，其实质是默许行政机关对于“不听话”的媒体进行封杀。媒体信息的有无取决于行政机关，使得监督者的命运，实际上受制于被监督者的好恶。试想，如果所有的行政机关在开新闻发布会时，都不通知“不听话”的媒体，媒体将很难生存，如此情势，谁还能监督？谁还敢监督？

　　其二，涉嫌不正当竞争。我们知道媒体之间存在着竞争，而政府手中的信息，本是利用纳税人的钱财而搜集得来的公共信息，不是发布信息机关的私有信息，对待媒体政府机构本应一视同仁，不应厚此薄彼。听任行政机关选择媒体通报有关的公共信息，就会形成媒体间的不平等，而没有平等竞争的媒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将是大大的不幸。

　　其三，不符合行政信息公开的宗旨。我们知道行政公开，就是要让行政机关接受社会的监督，而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主要方式。但是让发布者选择媒体，公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就会使社会监督被虚置。此时，信息公开本身被异化为行政机关控制媒体的一种手段，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宗旨。一年前，兰州警方就曾经对于“不听话”的记者和媒体，制订“黑名单”进行信息封锁，一时成为热点。

　　信息公开本身是为了保证民众的知情权，防范秘密行政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以约束权力。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任何形式的指定记者参加发布会，都有违行政公开的宗旨，颠倒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听任行政机关指定媒体，那么参加新闻发布会就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种被赏赐的恩宠，是一种奉命监督，此时理性和公正就处于危机之中。

　　总之，有关的行政新闻发布会，应该向一切感兴趣的媒体开放，不能由行政机关有选择地指定、通知，而应该由行政机关提前发布新闻通告，以使所有感兴趣的媒体周知，独立决定是否参加新闻发布会。指定媒体、或者私下通知与己关系密切的媒体参加，都具有秘密行政的特征，与政府机构的“阳光作业”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