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洪其

　　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发后，鉴于他作为秘书与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程维高等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很多人都把他的腐化堕落与他的秘书身份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起“秘书乱政”的典型案件，呼吁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人”的教育与管理，在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将秘书调任领导职务时，应当按照严格的标准和程序选人用人，防止李真式的人物登堂入室。

　　把李真腐败案的要害归结为“秘书现象”，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如果从李真腐败的全过程看，这样概括似乎又不够全面。李真1990年当副省长秘书，1993年当省委书记秘书，在1994年12月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以后，主要从事的已不再是秘书工作，而是担任了一名级别颇高的领导干部。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侵吞钱财，与其说是一名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的腐化堕落，不如说是一名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虽然在他从秘书岗位调任领导职务以后，不少人仍然会十分看重他曾经担任“河北第一秘”的历史，并心照不宣地揣度这段历史对他今后的仕途意味着什么，但现实地看，他如今在领导干部的职位上犯下的罪错，理应由他以一名领导干部的身份负责，而不应由他此前的“河北第一秘”的身份负责。

　　事实上，如果说程维高与李真之间的领导与秘书的关系一开始多少还带有某种“主奴关系”的色彩，那么，当李真从秘书岗位调任领导职务之后，这种“主奴关系”就逐渐转化成了某种“共荣关系”。某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要刻意培养、提拔、重用、庇护李真这样的秘书，并不是出于重视人才、奖掖后进的公心，而是为了给自己培植一批现在和将来都靠得住、用得着的党羽势力；相应地，像李真这种不学无术而且声名狼藉的人，深知要想顺利实现“政治暴发户”和“经济暴发户”的双重理想，也必须寻找过硬的靠山，精心编织自己的网络。所以，无论是程维高那样的“老将”，还是李真这样的“新秀”，只要抱着上述不正当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疯狂攫取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的工具。无论“老将”与“新秀”是否故旧新知，或者是否有过领导与秘书的“主奴之谊”，只要目标一致，臭味相投，他们就会坚定地走到一起，走上背叛党性原则和人民利益的犯罪道路。

　　这正是李真腐败案的要害所在，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