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忠民

　　如何保证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所谓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香港文汇报》10月12日报道)。这一议题对于确保中国社会经济的有效、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不能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十分热衷于追求高速度的发展，而且主要是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人们往往把发展问题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进而又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也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人们简单地以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只要把经济搞好，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换句话讲，要想使整个社会尽快改变面貌，就必须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

　　必须看到的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造成某种“无发展的增长”情形。首先，使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脱节的情形。社会事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种种社会问题相继出现，如失业问题、贫困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等等。其次，使城乡之间出现了十分不协调的情形。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是比较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些年来，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更加拉大，其差距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位。再次，使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趋于加重。由于对东西部地区重视程度及投入的不同，东西部地区在主要的发展指标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差距。例如，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是山西，两者差距是1.69倍，2001年这一差距增加到了2.42倍(上海和吉林)；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相差1.68倍，到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的差距为2.15倍。最后，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生态环境总体上呈恶化的趋势。例如，根据中国科学院专家的研究报告，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在50-70年代每年为1560平方公里，至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里，有4亿人依然笼罩在沙漠化的的阴影之中。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1986年全国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为831.4亿元，1994年则上升至4201.6亿元。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所引起的危害将呈加速度趋势，而且，由经济片面高速增长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往往是互相强化、连锁反应。更为严重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基础。在发展总基数增大的条件下，如若继续一味推行高速增长模式，其危害将加速度累积，终将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如若不及时改变这种片面性的高速增长模式，中国将来的发展将因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牢固的基础而自动变得缓慢下来，甚至有可能因社会不稳定局面的出现而丧失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如今中国由片面的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种种带有全局性的弊端，已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现在已到了非从长计议不可的时候了。

　　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只有一个，这就是用协调发展模式来代替高速发展模式。这个转换过程完成得越早，对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就越有利；越晚，就越被动、越不利。

　　我们注意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把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纳入了战略调整之中，这一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大计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必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