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震惊全国的湖北银行劫案以作案人谢先荣被击毙而告终，专案组负责人及时宣布了兑现奖金，但宣称群众提供的线索虽然对破案有价值，但并不是直接有利于破案，(警方还是通过大量的侦查手段，锁定谢先荣并将其击毙的。)因此DOUBLE_QUOT
ATIONhttp://news.sina.com.cn/c/2003-10-16/0931927623s.shtml" target=_blank>20万赏金锐减至6万，提供线索者最高获得了一万元的奖金。消息一出，舆论纷纷置疑，多家媒体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相关评论，而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公民对这一有违政府诚信的行为进行了批评。针对这种情况，湖北公安厅明确表示：案件侦查终结后，将论功行赏，剩余悬赏金额全部兑现给举报有功群众，公安民警不在此列。
笔者曾经撰文分析，湖北警方当初的说法是非常不妥的，奖金分配也有问题。因为20万赏金就是奖励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不能因为提供线索者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就“白拿20万”，这种心态有问题。这就和见义勇为就好像一定要作出牺牲，非死即伤才可，而“见义智为”则不应在奖励范围之内的偏颇认识一样。其实，警方的努力与报案人提供线索，是不同的努力方向，而悬赏是为了吸引人们注意并踊跃提供有价值线索，尽快侦破大案，以免耽误时机，让案犯逃脱。此前，警方几次宣布已圈定了案犯藏身处，但缉捕未果。倒是在报料人提供了准确的线索后，一举将谢打死。因此，因此，说报料人的线索并不是直接有利于破案，这值得商榷的。这样分配奖金的后果，小而言之，是打击了举报人的积极性、伤害了举报人的利益，大而言之，是有损执法机关的声誉、伤害了政府的诚信形象。
现在湖北警方正面回应了质疑的舆论，就此作出了及时的表态，这是一种闻过则喜的行为，值得欣赏。警方解释说“及时对有关群众给予了‘初步奖励’”，并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将论功行赏，剩余悬赏金额全部兑现给举报有功群众”，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更正”和“自纠”，虽不直截了当，倒也显得艺术。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警方说“仍有两只枪支和大量赃款未被查获”，“专案组希望人民群众继续支持警方工作，提供线索。对提供线索发现枪支及赃款的有功人员，公安机关仍将继续予以重奖”。如果群众能够提供了线索有助于警方找到枪支和赃款，警方的“重奖”最后落实，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是警方通过独立的侦查，顺利破案，那么，这20万奖金会不会如数发放给此前的提供线索的群众呢？而如果群众举报了有关枪支和脏款的线索，最后警方如何论功行赏，也是群众非常关注的。
纠缠于这些“细节”和“假设”并非是做一个简单的好事者，而是因为这些“细节”往往最能折射政府诚信的大问题。一个社会的诚信风气的营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在其中起到主流和主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缺乏诚信，是与政府的行为有很大关系的，有些职能部门甚至一级政府，不讲诚信，利用行政权和话语权随意而功利地解释规则，将契约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以利用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以一已之好恶来“操作”“摆平”契约，使得诚信就像一道开裂的大坝，汲汲可危。而政府诚信形象的建设也有一个木桶理论，往往一些不经意不诚信的小节会让投入巨大的努力付诸东流，殊为可惜!因此，在从“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轨中，从点滴处强化政府(解释规则者)的诚信形象，是太重要不过了。
湖北警方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巧妙地进行危机公关，倒是一件建设诚信形象的典型个案。利用社会的高度关注来放大打造诚信形象的效应，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