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胜国

　　据《信息时报》10月19日报道，从明年年初起，广州市将在公务员队伍中开展“社区假日义工”活动，规定每位公务员年累计做义工时间不得少于20小时，并将此纳入公务员晋升和职称评定等考核内容。同时，该市还将逐步把做义工服务纳入大、中学生的德育教育考核中，按照今后将施行的学分制执行，在毕业阶段要修满规定义工服务的时间和学分，方可毕业。

　　看完这则消息，我脑子里立刻闪出一种担忧：以制度强行规定公务员和学生做义工，这种劳动还叫义工吗？

　　其实，义务劳动的实质，是公民对道德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的追求。因而要让公民放弃劳动报酬，必须以公民的自愿为前提。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强制性让公民参与一定时间的“义工”，参与者虽然按要求完成了劳动任务，但他们的道德归属感和道德成就感又如何体现？

　　我们承认，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有很多人认为义工这种劳动方式与按劳取酬的原则背道而驰，因而参加义工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一些地方甚至不再组织义工活动。对公务员和学生参加义工活动的时候作出硬性规定，或许可以看成是政府部门对这种消极现象的一种反驳。但是，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做义工的时候，义工已经异化成一种强迫劳动，是以组织行为构成的对公民个人劳动报酬权的一种侵害。

　　我们需要通过倡导义务劳动这种方式来体现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也需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义工队伍中来。但是，要唤回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当务之急并不是用政策强行规定取代个人意愿，而应该客观全面地分析义工遭受冷落的原因，并采取对症下药的办法。否则，通过强制措施把公务员和学生赶到做义工的场所来，看似场面很热闹，实则助长了一种虚假的社会风气。与其如此，还不如任其自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