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笑笑

　　前几日，退休工程师周鼎新旅游期间被抢劫以致遇害的新闻引起公众关注，据媒体报道，虽然当地警方认为“受害者的身份与对此案的侦破力度无关”，但也承认周“重量级人物”的身份，令警方感受到“巨大压力”。对照舆论和公安机关对周鼎新遇害案的重视，《重庆经济报》29日的这则新闻，反响显然要轻微得多：重庆市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无钱支付医疗费用被医院送回，在10月21日因“被人打伤”导致“失血性休克”，不幸离开人世。

　　翻翻各报纸的新闻版，精神疾病患者被欺凌、被伤害、被虐杀的消息并不鲜见，但是，对他们合法权益乃至基本生命安全的忽视、漠视、敌视，却依然存在于一些人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观念中；如果我们的社会在“更加尊重公民自由与权益”的同时，对这一问题却有意识地回避或轻描淡写，那不仅是全社会的悲哀，更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危险。

　　精神疾病患者本来就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现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环境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由于缺乏相关制度、手段、组织和社会力量，他们的安全与利益无法得到有力保障，以致许多本不该发生的人间惨剧重复上演：乐清市一名患有先天性智力发育不全的12岁女孩被人诱奸，怀孕5个月才被发觉(《温州晚报》10月23日)；河南正阳县精神病患者吴小水在失去人身自由几个月后，带着脚链死去(《南方周末》3月13日)；而在重庆市迎龙镇，被称作“武疯子”的杨红波已被锁在猪圈里长达6年(《石狮日报》10月26日)……

　　强奸犯为什么屡屡选择对精神病人下手？恐怕不仅是因为她们没有性保护能力，更是因为大家对她们的尊严没有那么“在意”！“疯子”的家人为什么流着泪还要把他们锁起来？恐怕也与家徒四壁但仍必须对病人“严加看管和治疗”的“法律责任”有关。立法滞后，使得精神疾病患者在权益受损时，很难得到法律救济；救助机构经费上的窘迫，常常导致其有心无力；慈善事业缺乏监督，政府缺乏对倡导、引导这一事业的积极态度和切实行动，造成“警车把精神病人抛到邻县”这样极端事例的发生———而这样的政府示范，又会在民众中形成怎样的心理暗示，就更值得忧虑了。

　　世卫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在我国，仅带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大概就有1.6万-3.2万人，并且人数不断上升……这样的现实下，我们的冷漠无异于杀人或者自杀。

　　周教授的案子警方悬赏5万极为重视，但愿身边那些“疯子”的伤痛，也不再无人理睬。因为，不论生活变得多么富裕幸福，我们永远无法回答一个问题：自己或亲人，是否会发疯，何时会遭难。我们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已经发疯或遭难的人没有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仍能享受一个人一个公民应该享受的一切、甚至更多，那我们对生命也可以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