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志成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10月27日凌晨，湖南省常德临沅小学13岁的学生刘某吊死在自家房里。刘某在其写给上级领导的遗书中，提到学校伙食太差，简直不是人吃的，他愿意为同学们作出牺牲。而据反映，该校的伙食情况的确糟糕，学生早有意见。

　　耐人寻味的是，刘某在写给上级领导的遗书中，用牺牲两字来概括自己的自杀行为。关于牺牲，《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痛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一名13岁的小学生，为什么会认为只有有人“作出牺牲”，学校糟糕的伙食情况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童言无忌，刘某等众同学如果对学校伙食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向老师、校长反映，请学校采取措施加以改善。但事实是，也许是胆子较小不敢说话，也许是意见提了没有回音，也许是有类似事例告诉他们说了等于白说，总之，在刘某看来，学校的伙食要得到改善，只能依靠把事情闹“大”，必须有人为同学们“作出牺牲”——如果有学生在声明因为伙食太差而自杀的前提下真的自杀了，校方就会重视伙食问题，这样其他同学就会从中受益。如此“牺牲我一个，幸福多数人”的“牺牲意识”，令人感到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沉重。

　　孩子年龄虽小，但并不生活在真空中，孩子想法的背后总能找到成年人的影子。刘某的“牺牲意识”，可能源自生活中一些鲜活的事例给他的教育与启发：丢了盖子的马路窨井，一定要等到数人摔伤才有人过问；本该架设的人行天桥，偏要几名学生丧命车轮方得以立项开工。从大处看，政府治理的制度变迁，更多的时候也是由个体生命的惨烈遭遇推动的：孙志刚的惨死，直接促使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南京翁彪与安徽朱正亮的自焚，悄悄引发各地拆迁制度的变革。这些现象未必没有在他们的成长中注入某种暗示及影响。

　　相信只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改变点什么——一名13岁小学生绝望的“牺牲意识”，值得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乃至整个社会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