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作时

　　制榜者胡润

　　10月份是胡润最忙的一个月，2003年也不例外。10月14日记者约胡润做采访的时候，虽然他已经把“2003年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交给了他今年的新东家—《欧洲货币》在香港的机构，也就是说这一年他的主要工作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前一天他和他的制榜小组还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虽然已经时近中午，他和他的助手陈冰的脸色都有些憔悴。

　　“我们在赶写一份给国际媒体的情况说明，陈冰写中文的，我写英文的。你知道那些国际媒体有些对中国的情况不很了解，需要有一些背景材料。”胡润解释说。

　　今年的特殊情况是“国际媒体”对胡润的采访大大增加了，“除了美联社和路透社两大通讯社之外，德国、法国、美国、西班牙、俄罗斯这些国家的顶级媒体都派人来了。”胡润说。不仅如此，而且很多媒体除了采访这个制榜者之外，还直接去上榜者的公司。在我们的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在钢铁富豪沈文荣位于江苏张家港的工厂里，采访结束以后马上到上海，希望与胡润见面。

　　胡润对此的解释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在其中人们发现这些民营的企业家是中国上升最核心的因素。所以大家都关心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获得这么多的财富，未来怎样和他们打交道，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在国内，胡润则更是风云人物。这个今年也不到30岁的小伙子因为这份制作了4年的中国富豪榜而成为媒体的宠儿，在很多场合坐在他周围的，是诸如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这样的行业领导者。

　　很可能也正因为是这个原因，胡润在2003年一度成为一个失业者，原来的东家《福布斯》在今年解除了与他的合同。虽然没有解释原因，但大部分知情者都认为《福布斯》把排行榜收回是因为它马上要进军中国市场，而胡润手里这个原来属于福布斯的排行榜因为知名度极高，是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利器。所以在今年10月，胡润的排行榜过后十几天，《福布斯》的排行榜也会出台，这两个排行榜将会有很大的针对性。有媒体把他们比喻成排行榜擂台。

　　关于胡润手里这个排行榜的热度，有一个小插曲是最好的说明。在采访之前，记者看到了成都某报关于有富豪要出钱让胡润“放一马”，不要把他上榜的报道，报道中还有一段富豪与胡润的电话记录。这在中国看来是事物很平常的发展，因为从2002年以来胡润的这个榜就不断地被人们比喻为“追魂榜”，榜上有名的中国富豪们经常被税务部门光顾，而且不断有名列前茅的富豪有法律上的麻烦，杨斌、仰融、周正毅都是如此，所以原来以上榜为荣的富豪对这个榜现在很害怕，而出钱求平安则是中国商人们的老习惯。

　　但胡润对这条消息却是坚决否认：“从来没有，甚至连这样的玩笑都没有人和我开过。这是一条假新闻。”他说在记者把文章转给他以后，他的小组进行了核实，最后报道者承认未有确实的事实来源，而只是一种可能性推测。“如果有这样的收买者，我一定会把消息告诉给媒体。”

　　“第一代的通性”

　　“如果说把中国富豪放到国际背景里去看，我觉得他们与日本和德国的富豪更有可比性。”对于中国富人的认识，胡润的看法显然更自觉地具有国际化的背景：“他们都是第一代，德国和日本的富豪大多是从二战以后起步的，时间比中国早30年，但相对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可比性了。而在这样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富豪现在的这些表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第一代的通性是比较务实，他们可能会更多地去想怎么把事情做成。因为不成功意味着他们中的很多可能会连吃饱穿暖都有问题，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很多手段也许不太符合道德，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国内关于富豪原罪的讨论此起彼伏的时候，把富豪们拉入阳光中的胡润对富豪的态度很宽容。

　　这看来并不是一种同盟者之间的开脱。虽然胡润的排行榜名声越来越大，但原先对他还比较友好的富豪则采取了更多不合作态度，加上非典因素的影响，胡润今年只访问了一半多一点的上榜富豪，不过以前的积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现在胡润的数据库在他的工作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5年来我们把所有看得到的富人，只要他的资产上亿都录入我们的数据库里，总共已经有3000名富人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因此他们大的资产变动我们都有记录。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是关注他们的变化、制订新的标准就可以了。现在一个上富豪榜的人可能我们已经关注他好几年了。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独立的。”

　　但是很多人希望富豪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胡润从第一代的角度泼了冷水：“已经说了，他们都是第一代，因此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利润上，要他们关注社会似乎还早了一些，这与中国社会还不成熟也有相当的关系，现在就要求他们对社会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不太现实，应该还要晚一些，这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点相似。事实上我去访问很多富豪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我们现在大笔地纳税，同时还提供那么多就业岗位，这不是对社会最好的帮助吗？第一代富人因为出身大部分都是平民，所以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平民的身份来概括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是那样一个标准，当然已经(贡献)很多了。他们认为社会现在对他们的要求太多了。”

　　“中国富人正在形成一个阶层”

　　关于这一点，胡润认识得很清楚。

　　“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富人从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把鸡蛋从一个篮子放到了不同的篮子里。有些比如说鲁冠球他虽然还只在一个行业，但他在这个行业里达到了自然形成的垄断，因此他们财富的风险性越来越小了。你知道单一行业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财富被分散的话，就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存在，这是很难被一下子打倒的。”

　　“另外是富人们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了解的圈子，我发现这其中姻亲的关系倒很少，但其它关系更多些。比如富人第二代很多在几个像清华EMA、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复旦EMA、中欧这样的学校里都成了同学；或者是富豪本人在北京成为同一家俱乐部的会员，这样的关系更多一些。在这样的关系下，这个阶层已经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彼此了解，所以也有可能彼此采取一些相互救济的行动，这会比其他方式更有效。”

　　不过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是富豪们个人对个人的一个方面。胡润认为更能说明富人阶层形成的，对于他们来说更能体现阶层力量的是商会。“几年的观察下来，我们觉得浙江的富人阶层更为紧密，也更为抱团，在宁波和温州尤其如此。在这些地区的商界，行业协会和商会已经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商人们很服从商会的决定，商会有什么活动他们参加得十分积极，这是其他很多地方的富人们十分羡慕的。比如说在上海的温州商人团结得就十分好，他们中的代表是那个前几年包飞机出名的王均瑶，我们听说他最近准备在上海搞一个温州商会大厦，这个大厦的主要作用是为商会服务，但是要用商业的方式实现大厦的盈利，把很多与商会相关的中介组织集合到大厦里去，王均瑶对这样一个温州商会大厦盈利有很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