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亦菲

　　湖南长沙县委书记之死，死得令人“扑塑迷离”。皆因有着两种不同的“版本”，而“版本”又偏偏分别出现在湖南两家较有影响的报纸《三湘都市报》与《潇湘晨报》上。尽管作为长沙市委机关报的《长沙晚报》11月4日报道，长沙市委公开肯定了李振萼书记之死是“因公殉职”，又为他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长沙县人民爱戴敬仰的好书记”这样的“盖棺论定”并举行了隆重的向李遗体告别仪式，长沙市委组织部长还介绍了李的生平事迹。但因为死因有两个“版本”，再加上李出事地点又偏偏出在敏感的高尔夫球场，出在全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敏感时候。因此，李之死令人格外关注。应该说，作为长沙县的顶头上司长沙市委对李的“盖棺论定”应该可信。但一个县委书记之死引起了媒体两种“版本”，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媒体是社会的公器，记者是无冕之王，报道新闻确实需“三思而行”。三思者首先是要思索新闻事件是否确有这么回事。李振萼尽管死在高尔夫球场，表面看似乎是参与高档消费，而实际上是应日本商人请求在高尔夫球场会所谈项目。若是前者是应制止的，而后者则是为经济建设出力出智行为，也是允许的。设在国内的高尔夫球场尽管属高档消费之列，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试行)实施办法》(1997年9月3日)明确规定的禁止之列。但绝不是所有的公务员不能入内。陪同外商进入此类敏感地区绝不是降低公务员身分，而是因应涉外经济交往的需要。因此，不能把进入高尔夫的人们一概列入被斥责的范围。个别媒体记者抓住李书记入高尔夫球场的表面做文章，没有了解到李进入高尔夫球场做招商工作的实质，就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诚然，媒体猜测报道引发的失误应该吸取教训。但仅仅归咎于媒体似乎不全面。就李振萼之死事件而言，当地政府机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对待李之死，在迅速查清死因同时，迅速发布官方消息，可能会使公众疑虑得到及时消除，媒体报道也有了充足依据。从11月1日李之死到11月4日李的告别仪式举行之前，面对围绕李振萼之死的网评公众评论的沸沸扬扬，长沙县方面表现似乎很沉默。对媒体的正面报道既不表态也不赞同，对媒体的负面报道也听不到反驳之声，错失了澄清是非的良机。诚然，李因死在高尔夫球场，当地机关调查也需一定时间。但过程也可以及时向新闻界通报，使他们知道政府机关工作做着调查的事情，掌握报道也有了分寸。一句话，李振萼之死长沙县方面也有错失新闻报道机遇的良机。

　　现在，全国都在推广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根据十六大精神实施“三贴近”的结果，受到各地的欢迎。对重大事件由新闻发言人公布既能及时沟通媒体，又能使公众及时掌握事件的来龙去脉，对稳定大局对澄清是非是一个有益的制度。假若当地在长沙县委书记之死的问题上能运用新闻发言人形式发布新闻，恐怕两个“版本”之怪象也会及时消除，公众也会少一分疑虑。看来，“县委书记之死”使得人们“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