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海明

　　据报道，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武汉市女教师何颖志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日前终审判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盛某确有行为不妥之处，理应赔礼道歉。但盛某的行为并未对何颖志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撤销一审盛某向何颖志赔偿精神损失费的判决。

　　以往也有敢于把涉嫌性骚扰者起诉到法庭的，但因为证据不足，均以败诉而告终。现在，武汉市的何女士终于赢得了全国首例胜诉的性骚扰案官司，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与此同时，也是法律维护妇女权益的胜利，从而使那些与何女士有过相似遭遇的女性看到了维权的希望，可以确信法律能够为自己洗刷干净曾经有过的“难言之隐”。从这个角度说，首例胜诉的性骚扰案意义重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效地保护了饱受性骚扰之苦的女性的人身自由，使她们的人格尊严得以维护。尽管我们的法律赋予了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是，法律中的文字规定并不等于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女性就能轻而易举享受到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利。事实上，绝大多数女性遇到性骚扰时，往往是躲着走，或者忍气吞声，人格尊严和身体安全统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10月30日中午，笔者和一位朋友在一家饭店就餐时，就遇到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性骚扰事件：一个光着膀子的食客对前来送菜的女服务员进行性骚扰，先抚摩对方的胳膊，然后又拍打着人家的屁股，而这个服务员只是赶快躲开而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性骚扰者的女儿(像个中学生)就坐在这位父亲的对面，看着他的举止怒目而视，一言不发。等到这位父亲笑呵呵地和女儿说什么时，那个小女孩把脸转向一边。我想，连这个小女孩也知道她父亲的举止侵犯了她的女性同胞的人身自由，那么，真正的受害者又何尝不在心里骂他的可耻？

　　其二，对性骚扰者而言，一旦自己的性骚扰行为被裁定违法，名誉扫地的同时，还最大限度缩小了其再次实施性骚扰的可能。其实，不少性骚扰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因为名誉受损所造成的后果，只是这些人自以为被骚扰者不敢举报或闹出去。如果明知道这种事情的危险性很大，相信很多人不敢以身试法。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名誉空间”的范围问题。如果受到性骚扰者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人格尊严，那么，实施性骚扰者的名誉受损可能极大，致使其在“毛手毛脚”满足自己的“嗜好”之前，不得不仔细掂量一下自己的名誉承受了承受不了。承受不了的话，则意味着其没有活动的空间，进而也就收敛许多。假如觉得得逞后被骚扰者的碍于面子不敢声张，则自己的名誉依然“清白”，为何不助长其实施骚扰的气焰？只有把这种“名誉空间”压缩到最小化，性骚扰案件才能不再成为危害女性的事情。当然，这就需要所有女性有和性骚扰者决斗到底的决心，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三，为其他饱受性骚扰之害的女性提供了诉讼经验。何女士之所以能够打赢了这场性骚扰官司，诀窍在于有证据。她以有限度的退让麻痹了对方，使对方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再骚扰她。继而录音。这些证据最终都被法庭采信，才赢得了官司。在此之前的三起性骚扰案，败就败在没有直接证据上。如果其他被骚扰者都能像何女士这样注意搜集证据，打赢官司的几率大大增加。打赢官司，则意味着实施性骚扰者付出的代价不止是名誉，甚至包括经济损失和个人信誉度。名誉了这些，以后想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谈何容易。

　　当然，这场胜诉的性骚扰案没有使受害人得到精神补偿，留下一些遗憾。尽管如此，这丝毫不影响这起官司的深远影响。至少，性骚扰案件不再像以前那样没有胜诉的案例可供参考，那些性骚扰者的侥幸心理相应地受到重创，女性对性骚扰者说“不”的勇气大增。种种这些，对降低性骚扰案件的发生，无疑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