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天伦

　　11月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湖南拟立法规定娱乐业对吸毒行为负责的消息一出，引来许多质疑声。有律师认为，这是公安机关将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社会职责转嫁到社会公众身上，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对此，笔者也深感疑惑：为什么公安机关执意要把自己法定的禁毒义务转嫁给经营者？

　　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数字。据《湖南省禁毒条例(草案)》第39条规定，一年内发生吸食、注射毒品被查获两次以上的娱乐场所，由公安机关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一次性被查获吸食、注射毒品10人以上的娱乐场所，由公安机关责令停业整顿，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醉翁之意不在酒。公安机关这样做，实际上在转嫁责任的同时，也为自己设定了在这一特定领域的行政处罚权力，而这个权力，又给公安机关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此前，娱乐场所没有对吸毒行为负责的义务，公安机关决不能超越法律，以娱乐场所没有尽禁毒之责为由，对其进行处罚。现在则不同，如果娱乐场所被法律赋予了对吸毒行为负责的义务，如果娱乐场所没有屡行这项义务(实际上，这项义务在实践中很难履行)，公安机关就有权进行罚款。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实行“收支两条线”吗，公安机关即便得到了可观的罚款收入，也难以进入部门或个人的腰包？话虽如此，但事实上，在我们周围像这样借执法为名，行创收之实的事例还少吗？

　　孟德斯鸠说过，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在对权力还缺乏有效制约之时，权力运作者每增加一项权力，实际上就给执法者增加了一份谋私的可能，就给公众增加了一份被侵犯的危险，这种现象不能不警惕。

　　打击毒品原本是公安机关的法定之责，如果合法地转嫁给了社会公众，公安机关在可能获取更大执法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利益。原本由公安机关独立承担的打击毒品责任改由社会大众共同承担，公安机关的责任自然就轻了许多，即使出现执法不力，也随时都有社会公众这只替罪羊。公安机关将责任转嫁之时，不仅解脱了自身法定的责任，还实现了“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法制化”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对社会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从本质上看，立法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权力更是一种物质力量。因此，在立法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出现转嫁责任、立法谋私的现象。好在《湖南省禁毒条例(草案)》还只是草案，我们希望这种立法谋私的倾向能在审议的过程中得到有效遏制。